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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论浩然的“自传体三部曲”(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作家网 李云雷 参加讨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浩然自己本人也曾有过“发家致富”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与《艳阳天》中的马之悦、《金光大道》中的张金发不无“互文性”:“我一边随着共产党搞斗争,一边盼着快一些赶走国民党反动派,快一些解放全中国,快一些过上太平日子。我在心里打定主意,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回到家,守着妻子种那八亩平川地,好年景添头壮实的毛驴,再一个好年景把住着的一间半房子卖掉,购买些砖瓦木料,在东院的空宅基地盖上三间新房,再好年景拴上一挂车。只要不打仗,我有力气劳动,有勤俭会过日子的妻子当帮手,有正值壮年又有威望的老岳父当靠山,我那当一个富足庄稼主的正气和志气就一定能够实现。”(《圆梦》7页)
    但是浩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思想上,他在革命中不断成长,思想转变了,文化上也提高了,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成为批判这一思想最激进的作家之一。
    “自传体三部曲”写的是浩然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生活与追求,写了他成长的历程 。浩然的成长,也是与“历史”一起成长的,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成长”,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他作为一个“个人”从童年到青年的历程,其次是他作为革命的一分子在斗争中逐渐成熟的过程,再次是他作为一个作家,怎样由一个只上过3年小学的孤儿,经过刻苦的学习与磨炼,逐渐开始发表作品,直到最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个作家的;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包括他在思想修养上是怎样逐渐提高自己的。
    在走上革命的过程中,老舅与八路军的黎明同志的对比对浩然起到了关键作用。浩然的母亲去世后,老舅对浩然很冷漠,还企图霸占他的家产,当浩然要求归还本属于他家的房屋和土地时:“‘哈哈哈……’老舅用他那瘆人的惨笑打断了我的话,又拿腔拿调地说,‘好大的口气呀,怪不得这么仗义、这么厉害,敢情在王吉素躺着房子卧着地呀!我问问你,你的房子、地块在哪儿写着呢?你有文书吗?拿来让我开开眼!’”(《活泉》106页)
    这里的声口让我们想到了《金光大道》中的反面人物张金发,后来在八路军黎明同志的秉公办理下,浩然终于得到了应得的财产,当黎明同志叫他时:“这一声呼唤具有神奇般的力量,像亲人对待亲人那么亲近,那么亲热,这恰恰是我们这两个举目无亲、濒临绝境、处于生死关头的孤儿所渴求、所急需的。那亲切的笑容,亲切的语言,都一同化为甘露清泉,渗进我那干渴、冰冷的心田里,陌生的感觉立刻没有了,忐忑不安的恐惧感马上消失了。”(《活泉》130页)
    这里的“亲人”老舅变得冷漠,而“像亲人对待亲人那么亲近”的恰恰是八路军,从此处我们可以一方面看出传统伦理的崩溃,而建立在阶级伦理上的“八路军”则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传统伦理仍是浩然判断善恶的标准。
    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浩然萌发了要当作家的愿望,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中,他经历了种种的磨难,从幼时爱看书而不可得,到坚持自学文化知识,到100多篇废稿换来一篇新闻稿的发表,再到历经嘲笑、轻视,终于发表第一篇小说《喜鹊登枝》,直到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间既遇到了挫折,也得到了一些人的指点,比如唐飞虎、巴人、萧也牧、郭小川,小说中对后三位的描写以及对刘绍棠、从维熙的描写,不但具有文学价值,对于文学史研究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对传统美德的坚持,在浩然是一贯的,这反映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就是尽管在不同时期的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坚持的政治方向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传统的美德——或者大公无私,像萧长春、高大泉,或者温柔贤惠,像吕瑞芬。而反面人物,则首先是道德上的败坏,如马之悦、张金发、邱志国等等。浩然说,“作风很坏的人也能干‘为人民服务’的事,这是我至今没能解开的疑难问题。”(《圆梦》149页)这句话可说是真切地道出了浩然的困惑。在浩然这里,“私人领域”是与“公共领域”分不开的,“私人领域”的道德品质,也影响了对“公共领域”中人的评价。浩然的选择使他的作品有一种正气,一种温柔蕴藉之美,如果说在浩然其他小说中更多地表现了“正气”的话,那么在“自传体三部曲”,二者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
    赵四儿是浩然的“干姐姐”,自幼青梅竹马,他们因家长的反对以及彼此的误会而没有结合在一起,这一段爱情描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少见到的美妙情景,具有很深的艺术魅力。小说中最后赵四儿因失望而堕落了,使浩然悔恨不已。而这一段心理描写既饱含深情,又“发乎情,止乎礼”,写出了悲伤与呢喃,也写出了缅想与沧桑,将“正气”与“温柔蕴藉”之美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以“自传体小说”的体例来写作,这也不能不涉及到真实性的问题,我们无法知道其中是否“包含着许多幻影和梦想”,是否由于他个人的“视角”而遮蔽了其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浩然拟想中的后两卷“自传体小说”或“‘文革’回忆录”最终也没有写出,或许不仅是时间或精力的原因,而其中也包含着“视角”的困难。“回忆”本身是否可靠是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方面作家很难摆脱自己的思维框架,另一方面“回忆”本身也是在历史之中进行的,特定时空的“回忆”也必然会对回忆的内容加以选择、甄别、确认,那么就很难将之作为完整的、惟一的“真实”。然而这样的“真实”或许是不存在的,我们也只能在文本之内或不同文本之间探寻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或者想将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在这些方面,“自传体三部曲”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接近浩然的一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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