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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中国作协的大楼上，手里捧着作协会员证，心中万感交集。从一九四九年秋季里在蓟县大刀剪营做起文学梦，至今恰恰十年。这十年是漫长的，曲折的，也是坎坷的，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后代，一个只有三年半学历的基层干部，终于圆了美梦，跨进了文学这个大门口。” 这是浩然“自传体三部曲”最后一部《圆梦》中的一段，整个“三部曲”(《乐土》《活泉》《圆梦》)写了浩然的童年、少年、青年，写了他“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法国叙事学理论家热奈特曾把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内容概括为一句话：“马赛尔怎样成为一个作家”，他认为小说的全部内容都是这一句话的展开。按照他的方式，我们也可以相似的一句话来概括浩然的三部曲。但与《追忆似水年华》不同，“自传体三部曲”所着重的不只是个人心理、细节、意识流的描绘，还涉及到了社会、时代的各个方面，这既与中西方文艺潮流的不同有关，也与在世界秩序里中国所处的位置相关，如果我们认可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是政治寓言，那么离开民族国家、阶级等范畴，我们很难讲述20世纪一个中国人“个人”的故事。 浩然“自传体三部曲”的重要性既在于其文学价值，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历史与现实、“成长”与“回忆”、作品之间的“互文性”等诸多方面的参照。在当前的浩然研究中，对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早期作品的研究仍占据了其中大部分，而缺乏对浩然1980年代以后的创作的深入研讨，因而缺乏对浩然创作的整体性把握。在笔者看来，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固然是一个时代的经典，而他在1980年代的《苍生》及其后的“自传体三部曲”，在重要性上并不亚于前者，它们不仅展现了浩然在1980年代之后创作的转变，而且在艺术性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只有对《苍生》与“自传体三部曲”有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浩然的创作，也才有可能理解浩然之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鉴于当前研究界对“自传体三部曲”研究的匮乏，本文将主要加以阐释。 浩然的《乐土》描写的是自己的童年，也涉及到了旧社会农民在灾荒、兵、匪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流离失所的情景。浩然出生于河北开滦赵各庄煤矿，他的父亲在这个矿上做工，小说里写到了矿难发生时的悲惨景象，也写出了他们在危险与贫穷压力下的精神状态，尤其可贵的是，他真实而鲜明地塑造了“父亲”这一形象，这是一个在旧社会四处奔走，种地、做矿工、做买卖，什么都做过，但什么也无法做成，最终走投无路，在精神上消沉、堕落了的农民形象。 在经历了种种失败之后，父亲“既不想吃官饭，也不愿意再搞买卖，更厌恶重操当叫花子的旧业，甚至一跟他提及‘置买几亩地’这样的话题，他都皱眉头发烦。他哪里有一点点回老家当个土财主的兴致呢？他说：‘人世上所有的美梦我都做过，全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我醒过梦来，看透了，再不做什么梦，再不跟自己过不去，再不折磨自己！’于是他咬定一个字儿不撇嘴，就是‘混’。他混得遂心，很自在；一天到晚出入于‘宝局’(赌场)和酒楼之间，以及他从不带我去，不让我知道的地方。每逢回到家里，兜里不是装着钱，就是手上提着好吃的东西。脸上总是笑吟吟的，再不见煤黑和汗水，也少有愁容和焦虑的神色。母亲一抱怨，他就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我让你们缺吃，还是让你们缺穿的了？这不是混得很不错嘛！你还想让我怎么着？’” (《乐土》205页)后来“父亲”与一个女人相好，抛弃了妻与子，追随那个女人到她的家乡，结果被人打个半死，挖个坑埋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