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浩然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第三个贡献，是其“文革”结束以后乡村变革题材小说创作中所体现的独特关注焦点与价值取向。 提及新时期乡村变革题材小说，大家首先会想到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之类歌颂农村新面貌、歌颂党的富民政策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浩然虽也反思文革、批判极左路线，拥护改革开放，他的小说却并不一味歌颂，而致力于揭示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特别是那些不占据任何资源优势而又身无特长的老实农民的命运，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广泛存在的腐败行为。 与“文革”及其以前的作品相比，浩然新时期创作的小说有变又有不变。变化的是其中乡村基层干部形象，不变的是他对穷人命运的关注。 新时期以前浩然塑造的萧长春、高大泉等村干部形象以及梁海山、田雨、王国忠等县、乡干部形象都是正确路线的化身，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理想的形象。这类形象虽有一定原型作依据，却比任何一个现实中的人物都更高尚完美，他们属于“应当如此”的人物，体现了意识形态希望现实中乡村干部达到的水平。而《艳阳天》《金光大道》所写马之悦、李志丹、张金发、谷新民、王友清等，与现实中的普通县、乡、村干部更为接近。虽然作品将这后一类人物符号化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乃至妖魔化为“反面人物”，但由于作者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性格刻画，这类人物反倒显得真实可信。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浩然摆脱了原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意识形态的框范束缚，不再塑造理想人物形象，放手写起自己生活实感中的现实。这一时期他塑造的乡村干部形象，大多是不管百姓疾苦、一心以权谋私的官僚主义者或腐败分子。例如《误会》里的单支书、勾主任、史组长，《苍生》里的邱志国、《笑话》里的史先进等。他们的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与马之悦、张金发等非常相似。《笑话》里那位离休的省级领导，也只是酒后偶尔想起战争年代救过他命的黑三老头。 如果说浩然的合作化题材小说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显示出其时代局限性，那么浩然这些写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反倒显示出其预见性，因为其所揭示的现实问题迄今仍不过时。写于1994年的《衣扣》还反映了丈夫进城打工后“留守妇女”的遭遇和命运。而若将浩然的《俊妞》和铁凝的《哦，香雪》对比，则能发现其不同价值：俊妞和香雪处境非常近似，但后者揭示了外部世界带给封闭空间的清新气息和憧憬向往，前者却描写了欲望被唤醒后乡村少女的悲剧命运，使人联想到丁玲的《阿毛姑娘》。 如果单以政治视角看，批评者会指责浩然思想不够解放、对新形势有抵触情绪，但若从文学本身看，正因浩然与新时期以后“改革文学”主流保持了距离，反倒显示了他自己独特的价值。若单看主流改革文学，不了解农村实情的读者或许会对乡村现实有一种过于乐观的印象；而浩然小说专门关注没有“先富”的人群，让大家看到许多底层农民仍挣扎于贫困线上，体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浩然对过于膨胀的物欲使人性堕落的忧虑，也显示出其“反现代的现代性”。倘因不合新时期“主流”而否定浩然的新时期小说，其逻辑正如因合乎旧意识形态“主流”而否定浩然新时期以前的作品一样，都是以“政治正确”判定作品文学价值。从政治上说，农村改革开放成就巨大，其正面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前进中的问题”同样不应忽视，作家自有对其采取质疑批判立场的权利。这也是同样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审美现代性”与其“工业现代性”有别的理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