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论从文学史叙述角度，还是从文学本身角度、小说文体发展角度，浩然的小说创作特别是《艳阳天》都是一个不可绕过的独特存在。讲述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不讲“文革”十年；讲述“文革”文学，不能不讲作家浩然。在新时期文学阶段，浩然小说也显示了自己的特点，我以为也值得写上一笔，起码要“捎带”一笔。 茅盾说“文革”时期文艺园地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乃是愤激夸张之词。准确的说法，该是“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在当时成就最高、最突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当时广泛传播的作品。进入1970年代以后，单是小说方面，就有《闪闪的红星》《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大刀记》《桐柏英雄》等凭借广播或电影而家喻户晓的作品；各种曲艺、地方戏的种类及其普及程度远超今天；美术方面，以“红、光、亮”风格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年画产量很大。“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之所以在当时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是因其确为同类作品之翘楚。 作为那“一个作家”，浩然的创作曾给当时的读者和观众带来过审美快乐，这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许多批评家、文学史家和普通读者所承认的。如果没有浩然，当时国人的精神生活将更加贫乏。浩然作品的局限是时代共同的局限，浩然小说的某些成就却是他所独有。 从今天的高度审视，浩然新时期以前小说的最大问题是对地主富农均予以妖魔化，原先的穷人被写得过于高大完美。这类描写也许不合乎客观事实，却未必完全违背作者自己的直感。对富人的反感、对物欲膨胀的警惕，一直延续到浩然进入新时期以后的创作。 不是说浩然喜欢穷——他作品里的正面主人公们也一直在为过更富足的生活而努力，但浩然对物质财富导致的人性人品堕落，确实一直特别警惕。“共同富裕”道路是当时的政策，同时也合乎浩然自己的道德理想。幼年失怙的他特别关注鳏寡孤独、无势可依、没条件“先富”者的命运。这与柳青的情况类似。如果说赵树理和周立波对农业合作化的必要合理性还暗自有些将信将疑，那么柳青和浩然一直坚信不疑，所以他们才对此写得那么有激情，同时能尽情发挥其艺术才情，在“图解”政治的同时揉进自己的见解和感受，编织出吸引读者的故事。也正因此，那些不受时代和意识形态阈限的海外学者才会欣赏浩然的小说艺术。 浩然的思想局限是客观事实，批评批判者多矣，在此无须笔者赘言。这里单说中国当代小说何以不能绕开浩然，浩然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究竟有何贡献。浩然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发展的最大贡献，是他对小说文体的独特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