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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浩然能把本来寂寞单调的乡村日常生活写得动人心魄、引人入胜。能将乡村日常生活写得令人神往的，中国现当代小说作家中早有其人，比如废名、沈从文和孙犁。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将自己的乡村记忆美化、诗意化。而浩然选取的是与之不同的另一路数。由于自小生长于农村、长大成名后也未曾远离乡土，浩然对乡村生活丰富的直感经验使他在描述乡村生活与农民性格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小说提供了一些城里长大而凭想象写乡村的作家难以提供的乡村日常生活细节。这一优势使浩然小说即使主题明显指向政治，也仍不失其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能把乡村日常生活写得真实细腻不易，能将其写得使读者拿起放不下就更难。浩然能做到这些，凭的是设置激烈尖锐而颇为戏剧化的矛盾冲突，同时使人读来又不觉虚假做作的艺术技巧。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这样集中和尖锐的冲突本不多见，这使得作品带上了某种传奇色彩。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日常生活传奇”——如果说《红旗谱》是“传奇”的日常化，《艳阳天》就是“日常”的传奇化。“传奇”与日常琐事的客观写实有所不同，它肯定要对原生态生活进行过滤，即滤除主题之外的“杂质”，删削一些枝蔓，并适度夸张某种成分，集中某些因素，以达到“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艺术效果。武侠小说、言情作品一般都需要做这样的处理。浩然小说写得既非武侠或爱情，也非暴力革命，他对叙事张力的制造，主要靠精彩描述人物之间的性格、欲望及意志品质之争。这方面的典范代表是《艳阳天》。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论及这部作品的人都一致判定其主题是“阶级斗争”。笔者以新时代目光重新细读该作之后却得出结论：它的真正主题是乡村基层的权力斗争！“阶级斗争”是其标签或外壳，乡村基层权力斗争才是其真正内核！对萧长春、马之悦权力之争真实而精彩的描述，使这部长篇具有了吸引读者的独有魅力。 若抛开作者、评论者们的表白或定性而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就文本本身的叙事逻辑而言，萧长春、马之悦为争夺东山坞村最高领导权而进行的斗智斗勇，以及二人之间的品格意志之争，构成《艳阳天》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论作者是否意识到，所谓“阶级斗争”其实只是萧马权力之争的附属物，政治风云的变幻只是他们斗争的背景与外力作用。甚至“路线斗争”也并未构成这部作品的主题，像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后来的小说《金光大道》那样。之所以下此断语，是因萧长春的主要对立面马之悦并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其一切活动的最初动机并非颠覆现国家政权，他也并不执著于“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艳阳天》中，矛盾冲突的发起者是“反方”主将马之悦。没有马之悦，地主马小辫、富农马斋、富裕中农弯弯绕和马大炮之流都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无法构成萧长春及其所领导的农业社的真正对手：地主富农已被严密监视、严格管制，几个富裕中农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故事开始时，东山坞农业社已经巩固，马之悦并未主张拆散农业社搞单干。他的父亲虽然曾是富农，但他出生不久他们家就已变为穷人。成年后他本来决心恢复家业，而当其凭着有胆量、有手腕、擅投机而“成了东山坞的要人”之后，其对权势的欲望压倒了其对财富的欲望。对他来说，只要能使其获得权势，共产党、国民党甚至日本人都一样。抗战时期，由于看到共产党在本地势力日益强大，而他还有起码的爱国心，觉得“为外国人卖命，屠杀中国人，的确是可耻的事情”，他参加了共产党。在抗战和后来的“土改”中，马之悦表现积极；当了村干部后，他还做了一些能显示“政绩”的事情。在互助合作运动兴起之时，他不是像《创业史》中郭振山那样忙于个人发家致富，而是“工作劲头更足了。他把临时互助组改成常年的”，成为互助合作的模范人物。当了党支部书记、真正成为东山坞的权威之后，他更不会反对共产党、反对党的政策，因为“他爱惜自己那个‘老干部’的光荣招牌”，也“爱惜自己的东山坞；他也觉着共产党不错，对得起他”。在《艳阳天》的艺术世界里，马之悦的政治身份其实就是农民兼共产党员干部。作为前者，他有其不同于一般农民之处，就是野心、心计和胆量；作为后者，他与萧长春不同的是没有那种真正的“革命理想”，而且生活作风败坏。但他与萧长春斗争的初始动机，并非要推翻共产党、恢复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这并不符合他自身的利益，而且他也知道这并不具有可能性。第55章写马小辫接到儿子马志新发自北京的关于要“变天”的来信去找他，他的分析是：“这么多年，共产党拼死拼活，为的哪一宗？为夺国家的印把子；这会儿夺在手里了，能那么轻易地交出去吗？”当然，按其投机性格，假使真的“变天”，他也决不会坚持其共产党员身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