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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贯穿全书的又一线索。 我国传统目录学源远流长，目录书编纂随朝代嬗变而不绝如缕。因而治目录之学确非易事，而要写出一部勾勒传统目录学的理论专书又难乎其难。 余先生每论述一个问题，都从历史的角度切人，给读者以历史的纵深感。上溯其源，下及细枝末节，穷源竟委，条理分明地讲明其沿革。令学者能守约施博，执简驭繁，直至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从而将目录学理论与目录学史、版本学史、校雠学史、文学史、学术史密切结合起来。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录学发微》一书，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史学与文献学、文学相互联袂的结晶。例如，卷一文章开宗明义便说：“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卷二言篇目之体，则溯及简策。叙录之体，则源于书叙。小序之体，则首推刘歆。板本序跋，则从板本源流考起。卷三纵论目录学之源流。开门见山便说“典籍之兴，由来尚矣”。然后，上推三代、录秦汉，下迄满清康乾盛世。卷四讲目录类例之沿革，则从《尚书》论起。绘制《古今书目分部异同表》，则据依朝代之先后等。 （四）余先生治学勤恳严谨，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谈。颇具清代乾嘉时期的朴学风范。 余氏坦言：“夫考证之学贵在征实，议论之言易于蹈空。”“自揣学识未足衡量百家，不如多考证而少议论，于事实疑误者，博引群书，详加订正。至于书中要旨，则提要钩玄，引而不发，以待读者自得之。”因此，本书在写作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作者每论述一个问题，都先简明扼要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然后旁征博引，举前人成例加以说明。作者出入经史子集，所举材料在数量上远多于观点数倍，令人相信观点是持之有故，信而有征的。 对于需要说明或纠正的，作者加以案语，予以考辨，匡正纠谬。如，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二：古书分类，未有经史子集之名。汉刘歆著《七略》，宋王俭撰《七志》，梁阮孝绪撰《七录》，隋许善心撰《七林》，皆以七分部。其以四部分者，自晋荀勖始。宋谢灵运、殷淳、梁任昉因之，各造四部书目，皆以甲乙丙丁为部。隋炀帝于观文殿藏书，亦仍旧称。其名以经史子集者，则唐武德初魏郑公收东都图书，凡八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卷，其后又因马怀素奏，乃令殷践猷等治经，韦述等治史，毋煚等治子，王湾等治集，自此经史子集之为四，一成不变矣。今《隋书·经籍志》已分经史子集者，《隋书》本唐人所修也。 余氏按：赵氏号称史学名家，而此节所叙四部源流，则殊多谬误。荀勖之后忘却李充，南朝四部书目，亦不止谢灵运等数人。至谓经史子集之名始于唐武德初，遍考诸书，并无明文，不知其何所本？赵氏作《廿二史劄记序》，自言以历代史书为日课，而于《颜之推传》熟视无睹，可见考证之难。 对于一时难下断言的，作者通过考证，存疑。如，作者考证《汉志·兵书略》序云“武帝时，军政杨仆招摭遗佚，纪奏兵录。”得出“校雠著录，其来旧矣，特不知其时有目录之名与否耳？”这一疑问。指出郑玄作《三礼目录》，用《别录》之体，又作《孔子弟子目录》，以人名为目，与书之目录不同。此皆沿袭刘向。从而断言“《四库提要》乃谓目录之名昉于郑玄，失考甚矣”。这样观点、史事、存疑、纠谬一一呈现出来，给读者一个系统的了解。 又如，一般目录学家认为总校群书，撰成目录，始于刘向父子。但余先生引《汉志·兵书略》序中的话，提出汉高祖、武帝之时，已有校理兵书之事，那么“校书之职，不始于刘向也”这一异乎寻常的结论。然后余先生据《史记》、《汉书》进行博辨，言之成理，令人信服。象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这一方面，表明作者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是该书具有足资参考的史料价值所在。 （5） 余先生虽浸润于古学，继承了清代朴学传统，学识渊博，详于考证，但其学术思想是革新的。 余氏不墨守陈规，不是古非今，深知去旧更新，乃事理之常。我们从他对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中，便可窥见其学术发展观。他说：“自来言及书目，辄曰经史子集四部。实则自齐梁以后已尝数变矣。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决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夫四部可变而为五，祖暅。为六，《隋志》。为七，阮孝绪、许善心、郑寅。为八，李淑。为九，王俭。为十，孙星衍。为十二，郑樵。今何尝不可为数十，以至于百乎？必谓四部之法不可变，甚且欲返之于《七略》，无源而强之以为源，非流而强纳之以为流，甚非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基于这种革新思想，所以为学不为前人成说所牢笼，他自己去阅读，去探讨，去考证。因而多所发明，多所纠谬，新见迭出。例如，评王俭《七志》“惟详于撰人事迹，于指归讹谬，少所发明”。论托克托等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辨考证不免谬误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