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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微》之思想要案 《目录学发微》一书，内容充实，材料丰赡，观点鲜明，论述深刻透辟，学术视野广阔，处处闪烁着余氏的深思卓见。实为治中国传统目录学不可或缺的极有价值的参考书。综合起来其学术思想和价值大体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建构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目录学宗旨。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余氏批判地继承了章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目录学传统思想。 首先，余氏网罗史料，放佚旧闻，重点研究了古籍书目，他从古籍目录的分类入手来阐明这一学术思想。 他明晰地将目录之书分为三类：一曰有小序解题之书目。二曰有小序无解题之书目。三曰无小序解题之书目。属于第一类的：如晁、陈书目，《通考?经籍考》，《四库提要》之类。该类书目之意义有六：①述作者之意，论其指归，辨其讹谬。 ②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③一书大义，为举其纲，书有亡失，览其目录，犹可想见本末。④品题得失，藉以求古书之崖略。辨今书之真伪，并核其异同。⑤择撢群艺，研核臧否，为校雠之总汇，考镜之渊棷。⑥阐明指要，资学者博识。 属于第二类的：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该类书目之意义为：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属于第三类的：如唐、宋、明《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书目答问》。该类书目之意义为：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其学术之源流沿袭。 最后，余先生综合诸家之说，隐括要义：或论其指归，辨其讹谬；或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或类例分明，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 其次，余氏在博贯载籍的基础上，从目录学史中总结出这一学术思想。他指出目录学自《通志·艺文略》以后，枝分歧出，派别斯繁，“而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此即从来目录学之意义也。” 从目录学史上看， 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撰《别录》、《七略》而成就为著名的古文献学家，其经验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隋志》推尊刘向父子，认为父子撰著剖析条流，至为详尽，有益学术。唐代毋煚在《古今书录序》中提出目录要“剖判条源，甄明科部”，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序》提出目录要“别真伪，明是非”，都体现了辨章学术源流的思想；郑樵《通志》，“通记古今”、“详明类例”、并言“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清撰修《四库提要》每书皆校其得失，撮举大旨，考典籍之源流，言学术之升降。最后，余先生总结说：“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帐簿式书目，盖所不取也。” 余氏又从目录书的体制方面论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他认为：“目录者学术之史也。” “综其体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三者不备，则其功用不全。” 在目录书体制之二“叙录”中，余氏总结其功用有三：①论考作者之行事。②论考作者之时代。③论考作者之学术。 在目录书体制之三“小序”中，余氏开门见山便指出：“小序之体，所以辨章学术之得失也。” 他又对我国古代目录类例之沿革进行总结，继承前代目录学家的类例思想，提出自己的类例理论。“古今学术，其初无不因事实之需要而为之法，以便人用，传之久，研之精，而后义理著焉。”认为类例“必推本于学术之源”。 他赞同张之洞将书目分为藏书家之书目、读书家之书目的观点，主张读书家之书目，要由专门家各治，合《别录》《艺文志》《儒林》《文苑传》为一，详明类例，曲尽学术源流，“以备学术之史。” 这样，余先生就将目录学理论研究与目录书著作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对中国传统目录学进行了系统阐发。改变“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由甚。故自来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的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