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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日本战后的文学作品，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天的日本。文以载道，当一个时代从历史中走过，文学深刻生动地揭示了其中隐藏的历史嬗变、文化基因，记录了他们活动的轨迹及其演化的时空背景。以文学透视历史，使我们得以排除时光之霾，向还原一个完整的历史记忆方向前进。 时至十九世纪，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文学泰斗相继产生，当时，人们提出了什么是文学和文学作品表达什么思想的问题。今天，让被称为有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思想或写作技法的人，拿起笔来就能写出一篇像《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复活》那样的文学名著，实在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追溯文学史，不仅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包括所有的作家，比之把他们的作品归属于这种或那种的思想、风格，更需要充分明确作者扎根于他们所在时代的事实。一切精神产品，离不开其诞生的具体条件,深入了解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种事物，每一个作家、作品才能获得价值意义。评析日本战后文学及其代表性作家三岛由纪夫，亦应如此。 一、“战后派文学”的滥觞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及日本战败投降对日本政治、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战后，在美国占领当局主持下，日本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实行“民主化”改革，“日本国民……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1]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实行宗教和信仰自由，废除国家神道，实现政教分离，鼓励建立民主政党等；军事上彻底解除日本的武装，实行非军事化，不允许日本保存陆海空军，并彻底消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影响；明确了“日本军事力量现存的经济基础必须予以摧毁并不允许重新复活”[2]。  著名的东京审判 1946年，美国占领军发布文件，对积极参加侵略战争的人进行审查并追究责任，包括“通过文笔、言论，积极地鼓吹好战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日本一些进步刊物和文学组织积极响应，发表文章，猛烈抨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要求文学界进行反思，揭发积极支持侵略战争的文学者并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声称“将以纯粹文学的方法，一个也不放过地追究、声讨那些厚颜无耻的、亵渎文学的战争责任者，并和读者一起，把他们在文学上的生命埋葬掉。”[3] 美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实用主义是其国家战略的指导思想。把战败的日本纳入其维护国家利益及反对新兴社会主义阵营的全球战略，因而提出“不能把日本昭和天皇作为战犯逮捕”[4]。与华盛顿相呼应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表决的形式作出了裁决：凡涉及到日本天皇的各类起诉，均不予受理，对天皇不予起诉。6月18日，远东审判首席检查官基南宣布对天皇不以战犯论处,远东审判日本辩护团一致通过决议：“不追究天皇及皇室。” 武士道和天皇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明治维新后，与军国主义、法西斯相结合的武士道把天皇崇拜推向了极致顶点。保留天皇制的决定，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埋下了重要的伏笔，非但无法彻底地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而且未能对反动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存在根据、理论基础和思想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彻底的改造，对战后的世界格局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许多日本战争罪犯因此免于战争罪的追究，有的甚至再入政坛，当上了首相高官。对一贯配合侵略战争、为虎作伥日本文坛的追究被迫停止，批判反省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势头很快被扭转了。  三岛由纪夫和石原慎太郎 追究日本文坛的战争责任一变为对左翼作家的批判，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战后的左翼民主主义文学再次被否定，左翼作家仍然受到压制。有进步意义的社会题材作品明显减少，而一批右翼作家得以继续从事鼓吹日本军国主义的写作。 战后日本文坛出现的新一代作家，和赤裸裸地鼓吹侵略战争的老牌右翼作家不同，他们的作品多以战争为背景，大量地表现、描写战争给日本，特别是对日本人身心造成的伤害，最具代表性的是所谓的“原爆文学[5]”。这些作品往往孤立地描写日本人受到原子弹及其后遗症的危害与折磨，被害者的意识非常强烈，而对侵略战争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的苦难，甚少同情和表现。反抗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及实行的民主改革，不满日本战败投降的既定事实，诋毁战后建立的和平秩序，借文学挟怨生事，发泄对日本投降的悲哀和愤懑，形成了以“无赖派”[6]、“太阳族”[7]等特定风格的“反抗战后”的文学潮流，被称为“战后派文学”。 “战后派文学”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探索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方面，试图走出一条新路，对以往旧的传统采取批判的态度，严厉批评战前的作家屈从于战争，表示同战前的文学决裂，主张提高和加强近代意识和自我个性，追求自由主义精神。尽管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侵略战争的残酷和对人的无情摧残，但“巧言偏辞”的思想倾向和写作方式却使他们自身难免堕落为颓废派的命运。 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等战后的右翼文学作家，他们对以武士道为精神寄托的日本军国主义怀有无限的追思，对日本的战败抱着一种深深的幻灭和绝望感，写作了大量反映消极、焦虑、自我、愤世为内容的作品，宣泄战败的悲哀和对战后社会体制的不满、反抗情绪，为侵略战争翻案推涛助浪。其高度情感化、政治化的写作使“战后派文学”由一种文学的流派，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以右倾化的文学创作对日本社会进行了畸形和扭曲的引导。 美国的默许支持及日本狭隘历史观、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使战后日本文坛不可能出现象雷马克[8]的《西线无战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9]那样对战争具有深刻认识和世界影响力的文学艺术作品。“战后派文学”对诸如人性、生命、战争、世界发展等重大问题，缺少宏观的战略思维，不能指出日本文化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 “战后派文学”是日本战后特殊年代的产物，反映了日本战后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和人们迷惘的心理，其独特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手法对战后日本文学的发展和社会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