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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密曲子的兴衰与搜集 哈密曲子兴起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其缘由与敦煌曲子戏民间艺人徐建新、徐建善兄弟有关。徐氏兄弟到了哈密，与同是敦煌过来的刘凤鸣兄弟、老海、老邓爷、常木匠、潘三等人，组成自乐班，他们经常到工商会、各地会馆演唱，曲子戏逐步在哈密兴盛。当时所唱剧目主要有：《打烟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大保媒》、《李雅仙刺目劝学》、《周文寻父》等，另外它也跟小调混合在一起，表演的还有《孟姜女》、《小放牛》等。徐氏兄弟组织的敦煌籍的曲子艺人算是哈密曲子戏的第一代传人。后来徐氏兄弟到奇台去了，哈密的曹大鼓、顾占元、磨坊老板何继刚、银匠付进喜、姚登云、杜占鳌、马寿山、张徳益、范增云等又组成自乐班，形成了哈密曲子戏的第二代传人。30年代初，民间艺人马玉清、马玉川兄弟从敦煌来分别落户哈密市和沁城乡，他们加入了第二代传人的自乐班。但当时在哈密，秦腔得到资助与推广，曲子为小戏，不准登台演出。抗战时期，曲子戏逐步开始登上舞台，筹款抗日。当时还从迪化（今乌鲁木齐）来了一些艺人，黑牡丹、陈翠红、老二（维吾尔族，会唱很多曲子戏）等，他们跟第二代传人的自乐班共同演出。抗日胜利后，第二代传人大多离开了哈密，曲子戏开始由第三代传人组成，包括姚春喜、张永泰、孙建基、张益太、张秉义、鲁张新、姚辉以及马玉清等人组成。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分田、合作化运动等政策宣传都做了贡献。曲子戏的舞台演出较少，主要是走乡串户，他们每年春节到二月二，几乎天天演出，白天由社火队围场露天坐唱，晚上在村庄院落拉场演出。上个世纪60年代曲子戏曾经得到复兴，当时艺人开始走乡串户，但是很快被“文革”打断。80年代后，曲子戏在孙家义、姚辉、马玉清等积极组织下，再一次恢复了演唱活动，但终因艺人年龄太大，聚合不易，一年有几次演唱，后来逐步衰落。哈密曲子戏相较于巴里坤的镇西小曲子而言，哈密曲子戏演出的基本是折子戏，曲牌达36种之多[3]。 哈密1988年开始启动《中国民间歌谣》、《中国民间故事》、《中国谚语集成》的搜集工作，在搜集过程中，当时的搜集人员就意识到哈密有大量曲子流传，而且当时的传承人已经六、七十岁，艺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受到冲击，身体不太好，哈密三套集成办公室以及工作人员，主要是当时集成搜集工作的领导张仁幹多次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办公室协商，因为当时按照三套集成搜集工作标准，曲子属于小戏，而小戏不在搜集范围。在彼此协调过程中，在不影响“三套集成”搜集工作的前提下，可以搜集曲子戏，他们就着手对曲子戏进行搜集。最初他们就用录音机采录，但是录音机采录的曲子戏声音和谱子失真，他们就分工采录，几个人分记一首曲子，没人几句，这样工作推进很慢。之后，张仁幹通过工作关系，租用了文化局一楼的会议室，专门请了秦腔剧团的演员高歧山记谱，请艺人到会议室演出，唱一句记一句。当时的艺人都不识字，他们自己没有手抄本。在此基础上他们选录了《哈密·新疆曲子集》一书，在搜集与采录过程中，他们的标准如下： （1）搜集中，多人会唱的同一首曲子，要由记录者取定。他们的标准是哪位艺人唱得全面，而且采录者满意，就以哪位艺人演唱为准。（2）当时采录资料中，有十多首曲子没有入选，但是当时都全面进行了采录。没有入选的原因主要是内容有不健康因素，比如：荤段子；还有就是采录的片段曲目也不纳入曲子集。 总之，哈密曲子的出现、兴盛与发展经历了几代艺人，由于其演出人员聚散随意，人员也是三五个至十多个不等；曲子词的主要内容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展现，成为民众娱乐生活的重要部分；另外它与婚丧、年节习俗密切相关，这都使得它能够在哈密扎根并长期流传。当然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时期，比如抗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等，曾经发挥过政策宣传的功能，但是其主体只是娱乐民众、展现民众的生活。其演唱空间与表演场域主要在民众的生活场所，而不完全局限于舞台。由于哈密市当地文化人士较早关注到这一文化现象，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搜集工作中也完成了哈密曲子的搜集，为当下保存了大量的哈密曲子曲目以及词调。当然我们不能完全用当下的资料搜集标准考量这本曲子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