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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台湾作家陈映真获得了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办的“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成为第二位获此荣誉的华文作家。陈映真在受奖词中这样说道：“请容许我把今天得到的荣誉献给分裂的祖国两岸和全世界华文文学的勤勉并卓有才华的作家们。” 陈映真1937年出生于台湾，本名陈永善，为了纪念死去的孪 生哥哥映真，改名为映真。陈映真从1959年开始创作，主要著作有《将军族》、《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山路》等。1968年，陈映真被台湾当局以“阅读毛泽东、鲁迅的著作”、“为共产主义宣传”的罪名将他逮捕，并判刑7年。 陈映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有“台湾良心”和“老灵魂”之称。陈映真始终是祖国统一坚定的拥护者，1988年，陈映真发起并组建了“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主席，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呐喊。 今年1月31日，陈映真在上海图书馆演讲，演讲的主题是从台湾的社会经济看台湾文学的发展。满头白发的陈映真对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忧心忡忡。 记者：台湾的作家现在很少写小说，大量地去写政论文章。这是什么原因呢？ 陈映真：1980年代国民党还没有被推翻以前，党外运动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组党。那个时候，党外运动有一定的道德性，有一定的社会正当性，包括我们的《夏潮》杂志在内，以办杂志的方式写政论性批判。我们的杂志不同的是，我们受到保钓运动左翼的影响，我们是惟一的色彩比较偏左的杂志，所以也引起比较多的年轻人的注意，大概有整一代人受到我们杂志的影响。那时候我们的论述里面开始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阶级，像这些话语过去都被禁止的。就在这样的时候，我自己也参加写一些评论。到了1980年代，形势改变，左翼的东西被压下来。因为高雄美丽岛事件，因为大量的逮捕右翼的民主化运动（成员），在美国的压力下，逼迫国民党公开审判，报纸连篇累牍地每天登载他们在法庭上的问答，起了很大的作用，引起全社会对党外的民主同情，人虽然抓了一箩筐，可是影响反而扩大了。台湾国民党长期施行了排外独占的统治，在“立法院”也是，在省级以下，才有所谓的自由选举，但是“自由选举”还是控制在国民党的手里，因为1950年代的农地改革，培养了地方资产阶级精英，好多的佃农都因为土地改革得了好处，加上军公教集团，都投国民党的票。在那样的时代，就有一些作家开始写评论的文章，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写作。 1980年代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台湾的文学界转变成台独的比例，连我都很出乎意料。外省人很少转变成台独，可是他们也不站在鲜明统派的立场。为什么呢？因为阶级性吧，跑到台湾去的人，不能说全部都是在大陆时代的统治阶级，可是以大陆上的统治阶级为主。那些老兵的孩子出身也很苦，在那种被台湾人社会包围的情况下，国民党给他们一定的军眷地区居住，与社会隔离，像一个特区把他们圈起来。后来他们就演变成为一种选举机器，选举的时候他们始终投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给他们福利。党外运动越是兴盛，他们就越往国民党靠。所以这些外省作家当然是不会去参加“台独”，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民进党里。在1970年代末期，有一场乡土文学论争，当时还信誓旦旦地说台湾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的一些台籍作家，也是一夕之间，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就完全都站到“台独”那一边。 这是投机，是机会主义。从历史上看，从国民党来台湾以后，在日本人统治结束以前，台湾人的抗日是前仆后继的，那伟大的抗日运动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抗日的，这个抗日主要的力量与所有的殖民地一样，是左派的力量。所以蒋介石来了以后，清除左派，连爱国主义也根除了。反共的国民党宁可跟日据时代的右派合作，右派就是所谓的汉奸派，汉奸派在日据时代也是反共的，他们在反共的共识上结盟，然后在反共的基础上清除了爱国主义这一派。应该受到民族褒扬的、赞美的、高举的这一代进步爱国的本省人，死的死，关的关。应该受到清算惩处的亲日派，反而与国民党结合，就是这么一个畸形的历史。当然这些倒向“台独”的作家有时候写写文章，可是，他们正享受肥厚的资源，当官，领奖，其实几乎也不创作了。 记者：他们怎么会被称为作家呢？ 陈映真：他们过去写过一些东西，过去写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台独”意识。他们有些年纪大的一代就写当时在日据时代怎么样的被日本人压迫，但基本上站在中华民族主义，更没有什么特殊的作品突出地主张“台独”思想。说我突然觉醒了：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也没有那一类作品。另外，当前他们得到很大好处，得奖、封官，当“总统府资政”。能不能称为作家，取决于文学成就，不取决于政治投机。 记者：现在有很多台湾的外省人纷纷到大陆定居，就是因为台湾政局的关系。 陈映真：“台独”有非常非常狭隘、非常封闭的“族群歧视”主义。这样其实只能使自己走上自己的死路。他要搞台语文学，到最后就会走上一种极端的恶质反动的民粹主义。所以我对在台外省作家有一点遗憾，对外省学者也是一样，他也应该堂堂正正站出来嘛，可是他们在台湾不敢言动，有一种像在德国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一样，至少在公开场合不敢提统独的问题，可是私底下非常的苦闷，骇怕，而有些本省人和外省人来大陆也不见得要融入这个社会。 我觉得在台湾有一些外省人，可能受到自己的阶级的限制，他们不觉得大陆是他们的家。比方说他的家族因为有去台关系等原因受到清算，他们没有办法跳出个人的恩怨来看待整个历史，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认识到虽然家族因为中国的变化遭到了一些痛苦，也没有办法跟一般的中国同胞站在等身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大陆社会有错可以批评，但是取得的成就也应引以为骄傲。但是他们很少人能这样，不能认同大陆，要靠向台湾又被拒，进退不得。只是敢怒不敢言地过日子。我和“台独”派论争的时候，在街上碰到外省朋友，他们会说，啊呀，你的批判文章写得很不错。我说，你怎么不写呢？你也搞文论的，你也留过洋，你也搞过“后殖民主义”研究，你也可以看到陈芳明后殖民主义的荒谬，你为什么不写？他说，只有你能写，我不能写。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外省人，我要是写，就捅破了“台独”的马蜂窝了。我说哪里有这种歪道理！其实他完全能够写。 记者：他如果写了又怎么样？ 陈映真：他就是自己心里有鬼，我对他说你不要讲统独的问题，你就讲后殖民主义理论就可以了。他说他不行。其实就是他自己不敢写。我觉得在台湾的文化人需要反省。 记者：有一种说法，现在台湾强烈的文化本土意识，是因为政治的缘故，有些人把文化当成了政治的绑架者。 陈映真：没错。他们就是要盲目地脱中国化。比方说日本是脱亚入欧，在落后的亚洲里，日本因为更早由国家推动的资本主义化，在资本主义还没有成熟的期间，就由国家推动帝国主义扩张。 实际上把中国的东西从台湾抽离了，台湾就什么也没有了。比方说，台湾民间非常盛行的民间宗教，台湾的庙宇特别多，可是你会注意到，每一个庙宇里面的神都是从大陆随早期移民过去的。拜关公，拜妈祖，都不是台湾地方的神。还有开漳圣王，开辟了漳州的那个人，被漳州人奉为神，也随着漳州的移民带去了台湾。还有清水祖师爷也是闽南泉州的神。95％以上的神都是大陆去台的神。 可是，现在就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反中国主义，我很痛心。他们甚至用日本人侮辱中国人的言语来侮辱中国，像“清国奴”等等，还说外省人是“中国猪”。这是光复时批评国府接收集团的话，日据时代我们称日本人为狗，因为日本人有个坏习惯，随地小便，像狗一样。光复以后，看到外省人的劣政以后的一句话就是，“狗去猪来”。这个猪代表什么意思，指新来的人贪婪、贪污、肮脏、不讲卫生。所以现在重新用“中国猪”，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同族相憎，不只是伤人，而且用帝国主义压迫台湾人的话又来凌辱自己的民族，是以殖民统治者的眼睛来看自己的民族，以为自己已经是被宗主国开化了的人，从黑人变成了白人，然后用白人的口气来骂黑人。 记者：您在台湾是“中国统一联盟”的主席，这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吗？ 陈映真：是的，我们是在1987年成立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解严了，“台独”也成立了一个政党，即民进党。形势让我们觉得需要组织一个民间的而不是官方的主张民族统一的政团。过去的统一论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占，要“反攻大陆”统一，要“打败共匪”以后统一，只许这么一种说法，任何别的说法都会贾祸。1987年后两岸已可来往，有到大陆来访问过的，都很震惊大陆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几个朋友就决定来搞一个民间的主张中国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大概有三个来源，第一，已经释放了的左派前政治犯。第二个就是“夏潮”系统的比较少壮的“左统派”年轻人；第三个就是以胡秋原先生为中心、外省籍的爱国知识分子等。目前正式登记入盟的盟员已经将近2000人。可是我们这个组织第一个困难就是资源缺乏，我们要自己租办公室，有些基本开销就不得了，打电话、发通知、办活动，所以我们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交盟费以外，还要每个月认捐，以贴补费用。这几年来运作都很正常。每个礼拜都会有工作会议要开，出席率是高的。 记者：“中国统一联盟”主要做哪些推进工作呢？ 陈映真：主要是反制“台独”活动。比方说他们举行“我是台湾人”大游行，我们就发动“我是中国人”的游行，有时候就到美国或者日本驻台北办事处，对他们的某些言论表示抗议。其他或者是办讲座，谈两岸统一的问题。但必须说，“中国统一联盟”在“台独”逆流比较猖狂的台湾，基本上还是比较被边缘化的团体。 记者：这个边缘化是指在政治上的还是别的方面的？ 陈映真：政治上的，现在“台独”反民族势力在岛内外敌对势力支持下已成气候。香港也要警惕反民族气候的形成。 记者：从1987年到现在，您觉得压力是不是越来越大？ 陈映真：现在我们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资源和他们的悬殊太大，他们有政权，他们有“立法院”的麦克风，他们有大众媒体，好几个报纸都是传播他们的立场的，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电视台，他们有“中央政权”、地方政权，然后他们可以通过掌握台湾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来扩大“台独”的思想政治意识。台湾内部统独力量对比真的是太悬殊了，形势是严峻的。 记者：在台湾像这样的组织，其他的还有没有？ 陈映真：有，有不少，但是很少像我们这样正常运作的。因为台湾现在有加括号的自由，只要你去登记，哪怕你要组织一个共产党，说不定也会获准，可是那就是你们所谓的皮包公司。有的人是想要组织一个统一派的团体，方便跟大陆交流。可是我们是有具体工作的，而且经常有工作会议，还正常活着的组织，大概只有我们。 记者：您从一开始就担任“中国统一联盟”的主席吗？ 陈映真：说到当创盟主席，我原是很不喜欢当头头的。创盟的时候，他们提议让我当主席，我就一口拒绝了。后来胡秋原先生讲了一句话，我心里为之一震。他说，您知道在台湾推动中国统一运动，如果由一个较有声望的本省人来做，远远要比一个外省人来做更有意义。我一想这是很对的话，我就不能推辞了。所以我就变成了创盟主席。到快卸任的1990年——章程上规定，一任一年，连任只得一次，连选上就是两年嘛——1990年带“统联”团访大陆的时候，受到了出乎意料的高规格的接待，这给盟员很大的鼓舞，事后有人就纷纷要求我破格连任，我坚决不肯，我说不是谦虚，而是规章既然定了，就要按照规章办事，不能自己来破坏这个规章，而且毕竟统联不是政党，它是统一战线的组织，里面也有各种略有不同立场的人，可是在反对“台独”，主张中国统一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要团结，一定要轮流坐庄，不能一个人连庄到底。所以我坚决劝说他们，要看得远一点，结果就按规章换届了。 （本次访谈经陈映真先生审阅，编辑有改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