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里尔克 正如里尔克曾将李利恩克龙视为他的年度君主，我也曾将里尔克视为我的年度君主。甚至年度君主这个词我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位年度君主已经黯然下野，还是因为自己近年精力不济，我早已失去当年的热情——几近疯狂地搜集关于里尔克的一切，其中至少包括一个朋友特意为我复印的正体字版《杜英诺哀歌》——从译名差异之中你就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的不同文化背景，还有我自己手抄的英文版《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本来我是要自己翻译的，但是因为过度敬爱而怯于动笔。 这种情况与处女座追求完美的心理特征倒是契合，但这并不妨碍里尔克当时对我非常明显的影响，我真的不敢说我当年的系列组诗《哀歌》和大量的十四行诗里没有里尔克的部分阴影。至于里尔克式的逻辑推进方式，则直接导致我的长诗《饶舌与罗盘》的辛苦出生，以便及时重建内心濒临崩溃的道德秩序——而里尔克从不隐瞒各种路径——我如此直陈或许源于《里尔克诗全集》的出版。一般来说，全集之出版不仅意味着作者的写作终结，而且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终结的承认。虽然这种状况往往滞后于阅读，但是如果它在当年就横空出世，反而丧失经典之形成所必须的阅读积累之机会。 所以我们必须感谢全集之前的翻译者和读者，他们共同制造了一个想象之中的里尔克，我们还必须感谢全集之后的翻译者和读者，他们不仅是在认真地纪念里尔克逝世90周年，而且还在认真地纪念一种正在消逝的呼吁方式：“谁，倘若使我叫喊，可以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这种呼吁方式之被故意遗忘其实早在里尔克的布拉格时代就已开始，或者在此前此后的时间之中都在不断显示这条重现与遗忘相互交织的复杂曲线。 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兰波一下子成为兰波，而里尔克却不能一下子成为里尔克，他必须经过两下子、三下子的学徒历练，甚至必须经过至今仍旧无法精确计算出的时间转折点，是在慕尼黑时期还是在去俄国之前？或者在更晚的1906年？那时里尔克刚刚过了40岁……或者直到比较成熟的《新诗集》出现…… 我一向以为兰波的道路是不可能被效仿的，因为它带有偶然性，或者带有我们在偷懒时常常提起的过于神秘和不可把控的命运因素。而里尔克的道路似乎是可以被后来的年轻诗人效仿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能够精准地复制它的脆弱与不精致，因为一种善意的或者客观的说法是：里尔克是一个类似从小草成长为大树的成长型诗人；而另外一种稍微带有批评色彩的说法则是：他是一个从二流诗人蜕变为一流诗人的典范。这和某种正确的线性教育观念非常契合，当然它也更加符合社会常识。某些庸人正是如此遵守的，他们一边蔑视身边的诗人，一边又偏偏对远处的诗人产生不着边际的单相思。里尔克在布拉格时期面对的就是这种恶劣的成长环境，而他作为诗歌作者与此格格不入的形象几近于另外一个布拉格作家卡夫卡，而实际上他更近似于一个刻板而过敏的说德语的普鲁斯特。虽然如此，但是他恐怕仍旧无法回避这一残酷现实：他自己正是这一环境的衍生品。当然我还看到另外一面，他的正规海涅腔以及甜腻显然与深刻而刁钻的卡夫卡没有任何关系，显然卡夫卡不是他的年度君主，因为他当时俨然一个老江湖或者欧洲人常说的“万事通”，热衷于拉关系，热衷于发表，热衷于创办小团体，热衷于给名人或者女人写信……而诗远远逊色于同时代的霍夫曼斯塔尔，有人甚至刻薄地使用“中学生”这样的审美字眼描述他，而未来的里尔克自己也用“傻里傻气”估量它们的价值。在这个时期的里尔克身上，我们大约只能看到他一生未改的一个优点：勤奋工作。他的工作方式使他看起来可能比老庞德更像一位卓越的匠人。 萨洛美和俄国几乎是里尔克标志性的人生旅途。尽管托尔斯泰伯爵并不怎么待见这位青年诗人，但是里尔克对托翁的赞美仍旧毫无保留。把这个视为里尔克的虚荣是不公平的，且不说托尔斯泰本人的诗歌程度和修养，毕竟里尔克此时此刻并没有写出惊人的《杜伊诺哀歌》。即便如此，他和萨洛美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火车站等车时，仍旧给当时只有十岁的帕斯捷尔纳克留下极深的印象，虽然后者的回忆笔调看起来并不热情。这种日常性见面，不管是托尔斯泰之于里尔克还是里尔克之于帕斯捷尔纳克，在我看来仍然具有阅历之外的传承意味，基本性质犹如陆氏兄弟与朱熹的鹅湖之会，当然后者具有真正的对话意味。见过本尊和没见过本尊的激励作用其实非常不同，但我坚持相信里尔克在自尊心受挫的同时业已获得继续潜行的动力——动力双向性并非一把匕首的两面——这样说实际是把文学交际融入文学训练之中。不知何时，我们已经完全接受里尔克奔走于豪门之间以及四处旅行（文学性的词汇称之为漂泊或者流亡）——这些其实不过是写作间歇而已。 然而我并不想展示或者重新讲述里尔克的奋斗史。我只能说童年恐惧一直在他的人生中延续。这种恐惧与其说来自时代、社会或者日常生活，不如说来自人性深处。正是因为它的存在，里尔克才渐渐集中注意力或者说不得不进行筛选工作，以使自己将有限人生聚焦于女性、死亡以及历史主题之中。开始是宽的，漫无边际的，或者说是丰富的，然后被迫变窄，从而使之变成一个懂得了瞭望的挖坑人，把自己彻底埋进去而得以永生。如果你某天不舒服，你还可以翻到漫无边际的原始页面，尝试重新开机——尽管此时困难已经加倍。 里尔克在1922年终于写成《杜伊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这是他的写作巅峰——这一年他只有47岁。1922年其实非常了不得，正是在这一年，乔伊斯写出《尤利西斯》，瓦雷里写出《幻美集》，艾略特写出《荒原》，这些都是他们个人的甚至是世界文学史的巅峰之作。艾略特也是我的年度君主，只不过与他的统治期限相比，里尔克更像短暂的王莽时代，充满激烈而坚定的变革气息。尽管如此，其惨烈程度并不比一战差到哪里，特别奇怪的是至今还有人指责而不是表扬里尔克战时试图逃避服兵役的履历。算了，纠结毫无意义，还是回到诗歌本身。如果不谈里尔克的哀歌和十四行诗，那么任何谈论他的文章其实都是缺胳膊少腿儿的。里尔克的哀歌和十四行诗已经成就太多的文学博士和文学教授，那么我只能从一个写诗人的经验角度描述其皮毛的皮毛，因为里尔克的内涵之丰厚犹如迷宫。 《杜伊诺哀歌》最后完成于缪佐城堡，奥登说里尔克：“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缪佐显出了全部魄力，/一举而让什么都有了交代。”《杜伊诺哀歌》包含十首哀歌，它之所以被称为难以逾越的杰作，原因至少包括两个：一个是语言的极限，一个是观念的极限。里尔克依靠语言的逻辑力量硬生生地将自己逼迫到语言与观念的悬崖，这为后世所有诗人建立了一种里尔克式的大诗人模型。“旅人从山边的斜坡到峡谷去/拿走的也不是一撮不可言状的泥土，而是获得的/纯粹的语言，又黄又青的龙胆。”里尔克去过两次位于亚得里亚海滨的杜伊诺城堡，第一次住了7天，第二次住了将近8个月，在我看来，杜伊诺仅仅是契机黏合剂而已，而不是诗的核心——诗的真正主题其实始终都是爱以及生与死。 相比于《杜伊诺哀歌》的难度，被里尔克认为是副产品的《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可能更招人喜欢，且不说广为流传的《秋日》和《在巴黎植物园》。里尔克的十四行一如既往地谈死：“惟有缄默的死知道，我们是什么”，也一如既往地谈生：“对迅疾的流水言：我在”。比起《杜伊诺哀歌》，它显然懂得让路于情感与细节，而后者则为更多诗人留下创造的空间。不过在我看来，今天似乎有必要回到先锋的逼迫之中，否则写诗也未免太容易了。 最后我不得不提1988年出版的霍尔特胡森的中文版传记《里尔克》，其中引用的里尔克第二首《安魂曲》，是写给1906年10月自杀的19岁诗人沃尔夫·卡尔克罗伊特的。诗中的一句不仅预言了诗人们的未来，而且它在此后的一两年间成为中文世界里尔克最有名的诗句——“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这几近于一个时代的箴言。（桑克，诗人，出版诗集《冬天的早班飞机》《拉砂路》） 2016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十大好书”揭晓 “十大好书”榜单 1.《里尔克诗全集》 2.《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3.《德国天才》 4.《汉学书评》 5.《文明中的城市》 6.《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 7.《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 8.《存在与时间》 9.《怎样观察一棵树》 10.《中国乡约制度》 “十大入围好书”榜单 1.《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2.《宗教改革史》 3.《文明的滴定》 4.《十字军史》 5.《作为武器的图书》 6.《罗马革命》 7.《林纾家书》 8.《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 9.《最后的乌托邦》 10.《莫斯科的黄金时代》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14日第1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