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化 王晟 发自法国巴黎
    
    2016年10月15日，阿多尼斯在巴黎 拍摄：王晟
    2016诺奖结果公布前，外界两次盛传：“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获得了诺奖！”消息旋即被证明是假的。很快，瑞典学院宣布了2016诺奖得主——美国唱作人鲍勃·迪伦。
    这不是86岁的阿多尼斯第一次因诺奖被推上风口浪尖。他曾表示，有一年，外界就以为当年的诺奖得主一定是他，很多人打来电话祝贺，然后结果公布：不是他。
    阿多尼斯曾多次表态：“我从不关注诺奖，一切奖，包括诺奖，与我无关。获奖不会增加获奖者作品的价值，不获奖也不会减少未获奖者作品的价值。”（2009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无论是诺奖还是别的文学奖项，一切的奖，和诗歌、诗人都没有关系，也没有益处，倒往往会有坏处。”（2013年接受《文汇报》采访时）但作为外界呼声很高的诺奖候选人，每年诺奖季到来时，他还是很难避免遭遇今年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情况。
    10月15日，2016诺奖尘埃落定的第三天，在巴黎圣母院斜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记者见到了阿多尼斯。老诗人独自坐在咖啡馆最深处的角落，翻看手里的一本蓝色小册子，不时喝一口桌上的水。不远处，游客和当地人把咖啡馆沿街的露天座位挤得满满当当，没有人认出阿多尼斯。
    “不要问这些（有关诺奖的）问题。”阿多尼斯摇头皱眉，把采访提纲放到了一边。他并不生气，但脸上有厌倦。“你知道，（得奖不得奖）这不是我的问题。”他用手在胸前比了一个“X”。
    “你怎么看呢？你怎么看待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那位……先生呢？”阿多尼斯一时没能想起鲍勃·迪伦的名字。
    但聊天还是愉快的。大部分时候，阿多尼斯在笑，他愿意聊一切话题：诗歌、移民生活、战争的痛苦、对中国的记忆……当然，除了诺贝尔文学奖。
    “你们觉得诺贝尔文学奖很重要吗？”他反问。
    诗歌必须用母语来创作
    专访阿多尼斯：“你们觉得诺贝尔文学奖很重要吗？”
    记者：你坚持使用阿拉伯语来创作，认为母语能确切表达你想表达的意思，那么译文还有什么意义呢？尤其对于诗歌来说。
    阿多尼斯：对我来说，诗歌创作意味着必须要用母语来创作。母语是我们的母亲。或许我们会有很多父亲（笑），但母亲只有一个。
    我的作品有不少译本，中译本也很多，但是我没办法去评判它们。有些既懂阿拉伯语又懂中文的朋友跟我说，我有些作品的中译版本有十五六种之多。他们也为我读过一些中译本的诗歌，做了一些对比，但是每个人对诗歌都有自己的理解。我想，如果中国读者能读到很优美的译本，那也不是坏事。
    当然，如果能懂一些阿拉伯语，再来读原作，就更完美了。
    记者：每个外国人在巴黎都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时间长短不一。在你最初的移民生活里，诗歌曾经带给了你什么？
    阿多尼斯：我到巴黎之后，会用诗歌写很多巴黎的生活——当然，还是用阿拉伯语。这些诗歌后来也被翻译成法语。在我的诗歌里，你能够找到我生活的变化。
    巴黎完美地融合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里，你能读到法语版本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书籍，你不需要其他语言。或许，巴黎不是一座十分热情地接待外来者的城市，但这里是文化的中心，也是精神创造的中心。这座城市给了我许多，向我打开了通向全世界的大门。在这里，我感觉我身处世界的中心。这些感受，我都用诗歌记录了下来，
    记者：久居巴黎，在这个法兰西传统文化异常强大的城市里，用阿拉伯语写作是否存在创作上的困境？
    阿多尼斯：法语是我的日常生活用语，我用它来和朋友交流，有时也会用法语写一些短文。但诗歌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感性的认知，而我的感性认知，只有用阿拉伯语才能表达出来。所以我一直用阿拉伯语写作，哪怕是在移居巴黎之后。
    我不觉得在巴黎用阿拉伯语创作有什么困难。我在这里写作，和在贝鲁特写作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注：阿多尼斯曾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生活）我们在贝鲁特也讲法语，但多数时候还是讲英语，英语……殖民了全世界。（笑）
    为溺死的叙利亚小难民写过诗
    记者：叙利亚内战伤害着叙利亚人，巴黎恐怖袭击伤害了法国人，作为一位生活在巴黎的叙利亚裔诗人，在你看来，这两种苦难有区别吗？是否可以用诗歌来对抗、减轻这种苦难？
    阿多尼斯：说到这场战争，人们最初是想改变现状，将宗教和国家政治分开，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国家世俗化意味着男人和女人的权利都能得到保障，意味着创造力，意味着其他许多东西，而宗教和爱情一样，是个人的事情。很不幸的是，阿拉伯的变革变成了国际争端，恐怖主义组织又纷至沓来，国家一个个被摧毁，博物馆和文化遗迹也被摧毁了。
    我反对独裁，但也反对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蔓延到欧洲，简直是一场悲剧，这种状况比中世纪还糟糕。关于战争主题的作品，我写了很多，其中包括支持阿拉伯妇女争取自由的作品，也包括反对欧洲和美国施加在伊斯兰世界的暴力的作品。
    记者：你曾为那个溺死在地中海的叙利亚小男孩阿兰·库尔蒂难过。你有把他写进诗歌吗？
    阿多尼斯：是的，我为他写过作品。恐怖主义和暴力为人们留下了深远的伤痛，而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印记。
    记者：你怎么看待诗人与政治之间的距离？
    阿多尼斯：政治是有高下等级之分的。在古希腊，“政治”意味着建立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基础，也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是政治，连爱情都是政治。
    至于我自己，只对与自由、人类有关的政治感兴趣。
    记者：你也说过诗人的国度是自由，那么你如何理解“自由”一词？在巴黎，你有敌人吗？
    阿多尼斯：自由就好像空气，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呼吸。诗人的语言里流露出的就是自由。自由当然是有限制的，哪怕是在巴黎，不过这里仍然是一处能让我生活得很好的地方。在这里，我没有敌人，所有人都是我的朋友，哪怕我的“敌人”也是我的朋友。我爱所有的人。
    我的敌人是“思想”，我的战争是“思想”的战争，我会反对一些观念和想法，但是我不与人作对。
    “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
    记者：从你的角度来看，在今天，诗歌对于阿拉伯世界意味着什么？
    阿多尼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说到“阿拉伯”就等同于在讲诗歌。但世界变了，很多事情有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多媒体同样在影响着阿拉伯世界，现在阿拉伯世界的日常主题也是经济，也是金钱。
    在这个世界上，信息已经代替了文学的地位，许多小说也成了信息的堆积。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能在许多其他的艺术形式上找到诗性——在绘画中，在音乐中，都有诗歌的存在。如果没有诗歌的话，我想，人类的一部分是会死亡的。
    记者：你对于诗歌的热情来自哪里？这种热情为什么不是来自小说和散文？
    阿多尼斯：诗歌写作能让我更好地了解我自己，了解我与其他人的区别，了解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诗歌就是人生中的一盏奇妙的明灯。它让我感觉到活力，就好像与一位美丽的女性陷入爱河。
    记者：你说过，伟大的诗同时就是伟大的思想。是否可以用一首诗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呢？
    阿多尼斯：诗人可以用他全部的诗歌作品来表达他的思想，但我们很难用一首诗来表达我们的思想。每一首诗都是一种观点。所以每一天，都应该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如果不这样，这个世界在我们眼里就会简简单单地变成一桌一椅，失去意义。
    记者：说到要用新眼光看世界的问题，你写下过这样的文字：“不，并没有什么路，你应该每天开辟自己的路。”这让人想到鲁迅的“其实地上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你曾说自己是像鲁迅那样的批判者，那么，鲁迅的杂文写作对你的评论有什么影响吗？
    阿多尼斯：我读过一些鲁迅的文章。也有人说，我和鲁迅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可能在有些观点上，我跟他很像。我在等待更多鲁迅作品的阿拉伯语或法语译本出现，以便更好地了解他。
    记者：作为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阿拉伯诗人，你多次去中国，和中国诗歌界有许多互动。哪些当代中国诗人和作家给你比较深的印象？
    阿多尼斯：中国这片土地很神奇。我很热爱中国，也写了很多有关中国的诗歌。明年，我还将去中国参加一个诗歌活动。说到中国当代诗人和作家，北岛、杨炼和很多其他诗人的作品都很不错。我也读过莫言。但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
    记者：你最近还在创作吗？
    阿多尼斯：我在写新的文章，也有新的诗歌作品诞生。写作就是我的生活，写作就是我的呼吸。
    （感谢学者薛庆国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