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半年，欧美文坛因为一个作家的“回归”再度热闹起来。暌违二十年的知名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携《极乐之部》（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又一次成为文坛话题。对于印度现当代文学，多数读者还停留在泰戈尔身上，事实上，从“50后”到“70后”，印度作家群体已然在全球文学市场获得了瞩目成就。在其中的代表作家阿兰达蒂·洛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当代文学正在关心的热点议题以及背后的作家群如何在国际文学市场脱颖而出。
    探讨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洛伊出版于1997年的处女作《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的辉煌还历历在目：全球销量多达800万册、49周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洛伊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英国布克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印度女作家。《微物之神》版权所得的很大一部分都由她所信赖的人来分配，但她并不喜欢被称为“慈善家”，她找人来处理这些工作是为了真正的圣洁，“我们用一种方法来让金钱‘得其所归’，它们不再是我的钱，而是团结一致地散播在各个地方”。
    此后的二十年间，洛伊写了许许多多非虚构的书和文章，探讨全球化、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继出版了《生存的代价》《正义方程式》《谈政治》等一系列批判性言论集。然而她始终觉得“唯有小说最高，说明了我的本真是什么，我是故事的讲述者。写小说是我感知世界的唯一途径”。2011年在接受英国《独立报》的采访时，她透露，曾把正在写的一个故事给她的好友，小说家、评论家约翰·伯格看，他催促她停下手头别的事而专注完成那本书。六年后的今天，她和新作《极乐之部》终于回来了。
    如果说早年的小说聚焦于个人的痛苦，描绘的是一个福克纳式的典型悲剧的家庭命运，那么读者翘首以盼的新作则在那份熟悉的内心真挚的激动中，把笔触伸向了一个“更广、更暴力、更荒谬、更疯狂、更动乱的国家”维度。故事的发生地被设置在印度次大陆——从老德里窄小的居民区、新城的街道到克什米尔高山和峡谷，还有那一片片战争就是和平，和平就是战争的地方。主人公是一个阴阳人，名叫Anjum，她离开老德里的阴阳人住宿区，独自一人裹着一条破旧的波斯地毯，在墓园里宿营而活。随后她遇到了神秘的中产女子Tilottama和几个爱着她的男人。Tilottama是连结整本小说所有人物的核心，她上世纪80年代在大学学习建筑，认识那些男人，他们都和克什米尔冲突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纽约时报》书评指出Tilottama有着作家本人的影子，相同的求学背景，同样对克什米尔冲突的倾力关注。
    洛伊对身处险境的女性有着深切的同情，她们的身体就是盾牌、牺牲品和幸运的标志，但她们也能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抗争的武器，小说里Anjum赢了一场和政客的公开辩论，她参与了一场交际花的舞会，晃动着臀部，拍击着自己的双手，这带有攻击性的挑逗就是在羞辱愚蠢的对手。受伤的女人会团结起来互相保护，在克什米尔的惨痛经历后，Tilottama也住到了Anjum安身的墓地，那里成了受害者们的庇护所……
    在英国《卫报》广播节目中，主持人问作家如何设计人物，洛伊严肃地说：“是他们找到了我。小说里的每个人都有一股冲出自身的勇气。”她喜欢Anjum在古吉拉特邦骚乱中幸而逃脱，正是因为她阴阳人的身份，让她“感受到团结的意义，想要了解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在暴乱中有一个弃婴，小说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她是谁以及Anjum和Tilottama如何竭尽全力保护她。Anjum是为了孩子而想成为她的母亲，那一刻她想了解世界，她不能接受暴力压迫，于是她打破它，一冲而出，洛伊说：“这对我而言，非常甜蜜。”
    展现真实自我的印度英语文学
    多年前在《Kyoto Journal》杂志访谈里，编辑曾对洛伊发出她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怎样的印度以及一系列关于当代印度文学和阅读的尖锐提问。
    “我不代表印度，也没人代表印度，没人能说自己代表印度”，她斩钉截铁地回应，“我甚至对成为‘第一个获得布克奖的印度公民’没有兴趣。我一直坚持的说法是‘第一个获得布克奖的健美操教练’”。在洛伊看来，《微物之神》不是因为印度标签而得奖，只有记者、学究和批评家才热衷“贴标签”，而那些带着“异国情调”、“民族性”的书一直是边缘化的，它们无法成为主流，因为它们“太珍贵”了。长久以来，全球文化市场都对“印度文学”的定义有争论，洛伊的看法是“你觉得什么是真正的印度人？坐在庙里诵读《吠陀经》的那些吗？人们努力地把西方人理解的印度灌输进脑子里，但这都是胡说八道。我不停地说其实只是用诚实来取代真实”。
    洛伊当时还给了一些数据，说明文学创作在印度文化生活中的境遇。一般作家作品的印数是2000到3000册左右。就算是拉什迪这样的大作家一年的销量也就是12000册。而她的书，应该说，比任何一本其他书都要卖得好，而这个事实也揭示了印度人的矛盾。“人们读我的书，但他们会很恼火。如果你的书跨越不了国界，没法在其他地方出版，你就是失败的；而当你做到了，也会因此而备受攻击。”她说。《微物之神》的成功让人们总在争论她做了什么，说她没能好好展现印度诸如此类的话。西方视角下的印度，带着一个固化印象，觉得它满是贫穷，他们只想听到贫穷和种姓制度，洛伊的对策很简单，“你只有对自己诚实，同时要忘掉别人说的话”。
    事实上，印度读者对本国作家国际威望的期待是伴随着当代印度文学进入全球视野的产物。1991年，政府的自由化政策开启了印度进入“国家化市场”之路，在近30年间，印度出版事业从先前只有东方朗文、麦克米伦、牛津三个国际出版社的格局拓展到企鹅、斗牛士、帕尔格雷夫、哈珀柯林斯等欧美知名出版机构的入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本土出版的缩产和外国出版社的踊跃，全球化的文化市场见证了一批印度英语作家的成功。
    先前知名印度的英语作家，泰戈尔、沙拉金尼·奈都、纳拉扬、阿难达、拉迦·拉奥等为印度英语写作奠基并建立了一个不断增长的读者群，而自由政策下的出版经济更瞬间加速了印度英语写作的向外扩张。尽管学者专家们都认为，把拉什迪、V.S.奈保尔、阿兰达蒂·洛伊、维克拉姆·塞斯等诸多当代印度作家的成功归为资本主义的结果并不恰当，但毫无疑问，跨国关系的增进促成了销量，让作家们获得一个量化的直观的成绩，也是对那些说他们不在全球文化市场的声音的反驳。
    21世纪的当下，印度裔作家已在国际文坛形成梯队力量，从诺贝尔奖、布克奖、弗兰克·奥康纳奖等专业大奖到全球畅销、作品改编成奥斯卡电影，都有他们的名字。印度新德里国际书展也在今年一月迎来了25岁生日，它已经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图书展，也是印度最大的英语类书籍盛会，印度裔作家群、印度作品的数量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升温，继续在学界所称的“六十年代以来英语文学最令人瞩目的转向”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