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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视野中的亚当·斯密 在常人的视野中，亚当·斯密是经济学家，且仅仅是经济学家，其“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成为习用语为这种身份作了注脚。对亚当·斯密了解稍多一点的人还知道，他是伦理学家。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善美至极，语言表达、篇章布局和思想内容三个方面的情况都是如此。如下两位思想巨人的感慨足以证明这一点。康德说：“在我们德国也能找到把道德的品性写得如此到位的人物吗？”伏尔泰说：“在法国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位可以与他匹敌的人物，我为自己亲爱的同胞们感到汗颜。”但是，熟知非真知。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亚当·斯密全集》表明，视亚当·斯密为经济学家、伦理学家或两种身份兼具都不符合实际。他像比他小一岁的康德一样是当时欧洲最博学的人之一，从1748年以爱丁堡大学编外讲师的身份登上学术舞台到逝世计42年的时间，在涉足的每一个学术领域都有所建树。基于此，把他视为科学史家、哲学家、伦理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不能被认为是唐突之举。 我们以《亚当·斯密全集》第四卷《哲学文集》为例证说明问题。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皆以亚当·斯密为学术宗师，但其中的大部分人恨哲学如同毒药（熊彼特语）。他们哪里知道，亚当·斯密首先是哲学家，其次才是经济学家。两个方面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一是历史事实。在格拉斯哥大学，亚当·斯密的第一个职位是逻辑学教授，随后才是包括经济学内容在内的伦理学教授。其二是思想事实。亚当·斯密对自古希腊到牛顿时代的哲学极为熟悉，在熟悉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说，“哲学就是关于相互衔接的自然律的科学。以一般观察所能获得的经验极限来看，自然界似乎充满了表面看来与之前发生的一切不协调、不相干的事件，因而干扰了想象力的畅流，让人的思维意念无法顺利接续，岔头百出，于是乎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前文所说的那些混乱和困扰。而哲学则是通过彰显那些把所有散在对象联系在一起的看不见的链条，努力为这杂乱无序、不谐调的表象世界引入一种秩序，以平息头脑中想象力的骚动，在纵览浩瀚宇宙之运转的同时，重新找回那份澄静安详——一种令人无比惬意、也最合乎人的本性的状态。”（《亚当·斯密全集》第4卷，第19-20页）说哲学因满足好奇心而起而盛，是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传统；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性本质即规律是牛顿经典物理学背后的哲学主张。如何达成上述二者？亚当·斯密的创新性做法是引入想象因素。此为包括哲学学科在内的各学科内在的本质，无想象便无创新性灵魂。因此之故，后来的熊彼特在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领域，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领域，一再突出和强调想象的关键性作用。现在看来，亚当·斯密抓住了往往被职业哲学家所忽略的哲学的本质，它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逻辑，内在灵魂却是激情。激情的载体何谓？当然是想象。 亚当·斯密到底是什么学科意义上的家？对问题的回答与亚当·斯密解读者的学科知识背景有直接关系。以某一学科知识为基础解读出亚当·斯密是什么家，如经济学家、伦理学家或哲学家，皆有事实根据。但是，一旦这种解读成为事实缺陷就会暴露出来，当把亚当·斯密在某一学科领域中的学术建树拣选出来并定格时，他在其他学科领域中的学术建树便被抛入黑暗之中。 三、特定社会历史情势视野中的亚当·斯密 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伦理学家集中注意力于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和“公正的旁观者”理论，哲学家则对亚当·斯密烂熟于心并创造性运用的广博的哲学知识储备惊佩不已。看似热闹甚至可以说是壮观的解读场景给人们提出了问题：从整体的层面看，亚当·斯密涉足众多学科著述中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或者说，抛开不同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亚当·斯密想要向他的时代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仅在一个学科甚至两个学科中用力气无法回答上述问题，即便是仓促地得出结论，也不会与亚当·斯密的思想实际相符。概言之，亚当·斯密著述的核心思想是一个，表现出来者是回答两个问题：其一是社会历史演化层面的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问题；其二是思想层面的启蒙问题。两个层面的问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社会转型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启蒙，启蒙的社会历史性诉求是社会转型。 在亚当·斯密还没有出生的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合并的根本原因是苏格兰经济和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英格兰。虽然有以格拉斯哥为中心的对美洲殖民地和法国的烟草、亚麻布等商品的贸易，但整体状况确实不能与英格兰相比。这种状况表现于诸多方面，如百姓生活的困苦不堪，贵族的僵化、任性和不思进取，政治体制的墨守旧规和平庸保守，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亚当·斯密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让苏格兰从上述状态中摆脱出来、尽快融入以英格兰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如何使苏格兰从传统社会转型为以英格兰为追赶对象的现代社会？进而，英国整体发展和进步的最佳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是什么？仅仅从一个学科如经济学角度回答上述问题能够启人心智，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地回答问题，显然力不从心。亚当·斯密运用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回答问题，回答过程中形成的学术思想影响了苏格兰的社会历史转型，影响了英国整体的迅速发展，进而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方向。在产生这些影响以前，首先是影响了苏格兰的学术风尚和走向。 行为靠思想支配，先有思想后有行为。这说明，苏格兰社会历史转型的前提条件是思想转型，这种转型的固定性叫法是启蒙。何谓启蒙？康德的定义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的提法失之笼统，把这种提法还原到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则是人们的僵化、保守和不思进取。亚当·斯密对苏格兰人的“不成熟状态”痛心疾首，多有责难。他在1759年的一封信中说，“在我们苏格兰还有一些其产业从东边延伸到西海岸的贵族，他们自称改良者，他们的同乡也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在邸宅周围开垦二、三百英亩土地，同时让其余全部土地闲着，差不多杳无人烟，更说不上改进，以致100英亩土地不值一先令，他们如此可耻和愚蠢的玩忽责职，从不自责，何以对上帝、对国家和对子孙后代”，而百姓则是对“艺术、工业和独立……完全陌生”。（《亚当·斯密全集》第7卷，第69-70页）面对苏格兰人的这种思想状态，作为苏格兰人之子的亚当·斯密感到了责无旁贷的义务，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活动，如授课、著述和与他人交流，使苏格兰人尽快摆脱这种状态，让发展、追赶和进步的意识成为苏格兰人思想中的主流。具体效果如何需要实证性研究加以证明，但明摆着的事实是，亚当·斯密的启蒙思想从苏格兰走向全英国，从英国走向全世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与法国启蒙思想之间并非是原创与模仿的关系，而是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一，苏格兰的启蒙思想与其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势及其需要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它的现实性更强一些，不仅亚当·斯密，而且休谟和弗格森等人的启蒙思想都有这一特点。其二，与法国启蒙思想刚性强势地对待传统相反，苏格兰启蒙思想给传统留出一席之地。例如亚当·斯密说，“众所周知，习俗对人生的悲喜都有所中和，能缓和因前者而生的悲伤，削弱因后者所致的快乐，令人悲伤而不至于心碎、欢乐而不至于迷狂”。（《亚当·斯密全集》第4卷，第8页）亚当·斯密谈的是习俗对个人的有益性影响，它对社会历史的有益性影响何尝不是如此呢？法国大革命的刚性、迷狂和惨烈可为反面例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