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当·斯密全集》（第1-7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8月第一版，808.00元 一、后人视野中的亚当·斯密 1790年7月17日午夜，67岁的亚当·斯密与世长辞。思想巨人魂归西天并未扰动当时人们的生活，知识界的情况也是如此。地方性媒体只登载了很短的讣告，《泰晤士报》直到7月24日才报道亚当·斯密的死讯。十多天后，该报发表一篇有关亚当·斯密的短文，内容是奇闻轶事和尖酸刻薄的评论。这样的情状似乎表明，亚当·斯密的生活、思想和事迹注定要被历史淹没。但后来的事实恰恰与此相反。两百多年来，亚当·斯密的大名传遍全世界，而且，人们在对他的评价问题上各执一端，有人神化他，也有人批评他。 一位名曰马克·斯考森的人，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一书中视亚当·斯密为人类有文字记载历史6000年以来的“第一人亚当”，因为只有他的著作（即《国富论》）才谈论了谋生问题。更有英国历史学家认为，《国富论》“是包括《圣经》在内的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神化倾向的评价有点离谱儿，但其渊源深藏于学院化经济学家的评价之中。剑桥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奠基人马歇尔在他那部左右英语国家经济学思维方式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中，把亚当·斯密赞颂为“是头一个就其社会各个主要方面论述财富的人，单凭这个理由，他也许有权被视作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问题，马歇尔的评价言过其实。与亚当·斯密相熟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哥早在1766年就写作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而亚当·斯密的苏格兰同胞詹姆斯·斯图尔特1767年就有了大部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这种倾向的评价往往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势密切关联，当资本主义经济高歌猛进和一片繁荣时，此类评价会接连不断地出现，竞相比拼谁的评价更绝对。 另一种倾向的评价同样存在。亚当·斯密的同胞、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佩雷曼在《资本主义的诞生》一书中抱怨说，“现代经济学家总是过高估计斯密的重要性”。他的《国富论》实际是两本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著作，“竭力美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残酷现实”，“另一本则是经济管理者们的手册”。与神化倾向的评价相比，这种评价或许更符合实际。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独行大侠”熊彼特的评价会让视亚当·斯密为神的人不舒服。他在那部宏伟博学、罕有匹敌的《经济分析史》中，把亚当·斯密置于小册子作家行列，认为其代表作《国富论》的水平不高于小册子作家写出的小册子。如此评价的理由有三：一是亚当·斯密对前人不大方，批评他人时气量狭小；二是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在洞察力和实际应用方面几乎不比亚当·斯密差；三是《国富论》中的所有分析原则和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即《国富论》发表的那一年）是新的。 对亚当·斯密的如下评价会让神化倾向的评价者更不舒服。亚当·斯密的同时代人史都华（又译斯图尔特）写有《政治经济学原理探讨》（1767年出版）一书。他去世25年后，英国的一位学者说：“亚当·斯密博士受惠于詹姆斯·史都华爵士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很少有别的作家这样受惠于另一作家的。也没有哪一个像斯密这样毫无诚恳和感激之心，从没有承认过他从导师那里获益，或者对导师的名誉表示称赞。”这样的评价距挑明亚当·斯密抄袭他人作品只有一步之遥。挑明者确有人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注释中说，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恶行，公共利益》的注释”。两个人都指出亚当·斯密有抄袭嫌疑。 仅仅作为例证的上述评价皆非空穴来风。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一种角度、一种倾向、一种学科和一种视野地评价亚当·斯密皆非正途，因为他的生活、思想和事迹都是多面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