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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早就应该有一本名正言顺的书来取代这部伪书了。 事实上，从各种迹象来推测，也可以知道胡适在知道此书后也有自编文集以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想法。1953年7月4日，他在《胡适文存四部合印本自序》中说：“大概在民国三十七年，亚东图书馆因为缺乏资金、缺乏纸张，不能重印《文存》，所以把三部《文存》的纸版同版权出卖给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本想从这四部书，一百五十多万字里，选出一些文字来，分类编印出版。例如《中国旧小说考证》可以成一部小书，《中国佛教史研究》也可以成一部小书，《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史料与理论》也可以成一部小书，《中国思想史杂论》也可以成一部小书。”非常巧合，他萌生此意的时间是1948年，正是这一年春天，他从李伯嘉那里看到了这本伪作，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推测他起意分类重编的心理动因，当不无以正视听的意思。可惜的是，时代没有给他充裕的时间来完成这一计划。 不过，他的这段话却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胡适自己的设定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就是新辑一部《中国旧小说考证》。 商务印书馆是胡适当年计划出版分类编排本时属意的出版社，并且商务从前些年便开始继《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后出版更有学术积累与文化建设意义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以胡适小说研究的成就与影响，自然应该在此学术里程碑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商务印书馆编辑向我提出这一选题时，我非常高兴，很快便想到依胡适自己定下的名目，尽量囊括胡适小说研究的论文。后来，这一思路在呈给陈平原先生和郭英德师的时候，得到了他们高屋建瓴的指导：陈先生特意指出，依胡适之意编《中国旧小说考证》可行，但是需要站在学术史高度来重编；郭英德师也指出，目前求全的思路可能反倒会冲淡了胡适旧小说考证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这些指导意见使我重新回到原点，思考重编这部书的操作方式与意义，这时才发现，求全的意识其实反倒背离了胡适最初的设想———如果背离了，便与此前许多学者为胡适所编的小说研究论文集没有区别，那样的话，仍然无法取代伪作。所以，回到对学术史的尊重、对胡适意愿尊重的角度，才豁然开朗：其实，编这部论文集，只是胡适假我之手编辑，完全不需要我对选目越俎代庖。于是，我决定完全按照胡适的计划，从三部《胡适文存》与《胡适论学近著》中把关于中国旧小说的考证文字辑出即可，从某种意义上讲，等于胡适在自己的文字中早已留下了编选此书的书名甚至篇目，剩下的只是技术工作罢了。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此书虽是新编，究其实仍是历史文献。 六十年过去了，商务印书馆终于以精心的编校与精美的印制为学界奉献出可以视为胡适自编的小说考证论文集，相信这不但对于当下的旧小说研究功莫大焉，就是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再研究也同样大有助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