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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城之思与女性主体 书名中的“浮城”，顾名思义，指的是香港。经历了战乱的年代，大批大陆新移民南下，他们一度将这里视为暂时落脚的驿站，殊不知寄居在此“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中再也回不去，便度过了一生一世。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涛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传奇、古典美学与“南来影人”的家国想象》一文中，剖析了六十年代邵氏电影公司所出品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席卷港台及东南亚的最重要原因——慌乱的大时代里，庶民百姓们的那份无处安放的乡愁。本身就是南迁移民的李翰祥自编自导，将梁祝这个人尽皆知的爱情故事，借助大量的移动镜头，复杂的场面调度，以及穿插在情节之中，经过现代化改造后，朗朗上口的黄梅调唱段，营造出气韵生动的影像。 电影里随处可见古典传统色彩，从摄影棚中搭建的亭台楼阁，到学堂里所吟诵的《论语》，它们都与游子们回不去的中国遥相呼应，这里的中国不是民国，亦不是1949年后的大陆，而是一个由浮城众人所想象出的乌托邦般的“中国梦”，桃红柳绿，家常而安宁，深深地慰藉了海外华人颠沛流离的离散经历，更满足了移民们对故土的思念之情。凡此种种，让该片在台湾创下接连上映六十三天，票房收入逾八百三十余万。 对于这部只用了半个月时间拍摄的电影，苏涛更提出了一个颇有深度的新观点，即角色双重反串中的女性意识之觉醒。所谓“双重反串”，一方面是祝英台女扮男装前往杭州求学，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故事中的男性角色梁山伯，扮演者是厦语片出身的女演员凌波。前者在情节上，将祝英台这个人物形象打造成了独立的行动主体，她机敏、自我、敢作敢为，最终的“化蝶”虽是悲剧收场，导演却借助大量音乐和来自日本的特技画面，赋予了她不让须眉的气魄和胸襟，后者则是由彼时明星格局所决定——不同于女星常常被视为“花瓶”的现状，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直至新武侠片出现之前，女明星在银幕上总是玲珑百变，反观男星如乔宏、雷震等，他们的形象却大多是脸谱化的硬汉或小生，显得薄弱甚至缺席。在如今港产片中，女性角色往往是被家庭所束缚的贤妻良母，抑或是展示身材的青春肉体，若不回顾历史，我们可能不会知道，影坛有这样一段阴盛阳衰的过往，曾几何时，女性才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