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早成中国当代小说经典，里面所收的故事，“哀感顽艳”者不少，绝对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言情小说”的上好材料。但白先勇铁石心肠，从来没有让我们在他作品中看到任何痴男怨女的旖旎风光。花好月圆人寿？有情人终成眷属？你想呆了。
     我在台大比白先勇高一班，蓦然回首，跟他论交也有四十年了。他为人豪迈爽朗，极重情义。20世纪70年代我在美国看到他在《现文》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台北人》系列小说，心中暗暗吃惊，糟糕，温润如玉的白公子，怎么变成了用“忍情”的专家？他笔下四季穿着素白旗袍的尹雪艳，“冷艳迫人”。白先勇的小说语言，也一样“冷艳迫人”，一点不像我们平日认识的浊世佳公子说话的口吻。
     白先勇写小说，作者的“自我”与书中人物的感情世界，泾渭分明。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玉卿嫂》是白先勇大三时的作品，用笔名发表于《现文》的创刊号。当时台大法国文学教授黎烈文看了，觉得玉卿嫂写得很“圆熟”，不像是阅世未深的青年人手笔。白先勇听了得意，连忙招认是他写的。
     玉卿嫂是谁？在《蓦然回首》（1976年）一文中，白先勇有分教：有一年，智姐回台，我们谈家中旧事，她讲起她从前的一个保姆，人长得很俏，喜欢戴白耳环，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我没有见过那位保姆，可是那对白耳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我想戴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爱起人来，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是玉卿嫂。
     区区一对白耳环，想多了，就变成了一种“蛊惑”，一种艺术的心理负担。写《玉卿嫂》，就是要化解这种负担。白先勇的“自我”与玉卿嫂的感情世界，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台北人》系列，有不少篇章是跟现代历史脉络相承的。《岁除》《梁父吟》和《国葬》是显例。白先勇是将门之后，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可能曾经一度是对他“尊前悲老大”的“眼前人”。他们的遭遇，白先勇感同身受可以，但若借机“自伤身世”，则容易流于滥情，失去了作品的客观性。
     我们细察上述三篇的文字，不难发觉，作者笔触冷静得像外科医生的解剖刀。白先勇刻意要跟他的小说人物保持一段艺术的距离。
     白先勇在小说艺术上获得非凡的成就，靠的当然是他个人的天分和日后在文字上“苦吟”修成的正果。在这方面，他台大的业师夏济安教授及时给他扶了一把。
     白先勇的创作类型，一直是小说。他可能写过新诗，或剧本，但我没有看过，亦没有听说过。他没“刻意”写过像朱自清《背影》那类的散文。所谓“刻意”，就是非常“自觉地”写散文，像梁实秋、像余光中、像董桥。
     但白先勇小说以外的文字，有不少是以随笔或序跋形式发表的散文。写小说，他“六亲不认”，前面说过了。在散文字里行间出现的白先勇，有血有泪，坦坦荡荡。
     白先勇写随笔，信手拈来，不少日后可作文坛史话。他的小说系列，除《台北人》外，还有《纽约客》。
     宋明话本的说话人，好站到台前来向听众“言志”，说三道四。今人写小说，引此为戒。白先勇迷恋昆曲，到了情痴的地步。《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白先勇对昆曲海誓山盟的符号。但他没有以小说言志。他对这一派演艺的认识，日后以随笔《惊变》（1987年）曲曲传出。他在上海看了上海昆剧团《长生殿》的演出，回来吐了心声：昆曲无他，得一美字：唱腔美、身段美、辞藻美，集音乐、舞蹈及文学之美于一身，经过四百多年，千锤百炼，炉火纯青，早已到达化境，成为中国表演艺术中最精致最完美的一种形式。落幕时，我不禁奋身起立，鼓掌喝彩，我想我不单是为那晚的戏鼓掌，我深为感动……
    白先勇说，桂林除了山水甲天下，米粉也是天下无双。因为桂林水质好，榨洗出来的米粉，又细滑又柔韧，很有嚼头……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的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我在《花桥荣记》里写了不少有关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画饼充饥”吧。外面的人都称赞云南的“过桥米线”，那是说外行话，大概他们都没尝过正宗的桂林米粉。
     艺术家生活于公私两个世界。写小说的白先勇，不可靠。要识“正宗”的白先勇，要读有“嚼头”的文字，得读他的散文、随笔、杂文。
     （《昔我往矣》，白先勇著，中华书局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