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了通报，要求影视行业坚决遏制“天价”片酬和明星炫富问题，业界当以鉴戒，也应由此对当下影视创作中演员的使用深入反思。
    粉丝经济和消费社会的文化形态背景下，影视创作中的演员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脸谱、一种符号、一种不需刻意表演就能完成的偶像表情包，深深地影响着越来越多的观众。而回归艺术本体层面，近年来中国影视创作中的演员使用出现了很多可喜的突破现象，大大提升了中国影视艺术的表演可视性及审美深刻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争议问题，极大地混淆了艺术的规律性和创新性的区别，这二者都值得我们用全面的、更新的视角进行评述和观察。
    
    中国影视创作中的演员使用突破
    大胆地使用导演甚至是知名的导演去当一部新作品的主演，是中国影视创作中演员突破的一个亮点，如陆川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寻枪》启用姜文当男一号，张杨使用吴天明导演主演《飞越老人院》 ，管虎导演使用冯小刚主演《老炮儿》等。一个导演驾驭一个更有名的导演肯定有难度，这种突破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作品导演的胆识、魄力和自信，同时也表明对自己选定的故事和角色塑造充满了信心。
    用越来越多的外国演员（主要是日本演员）出演角色在中国的抗日剧和相关电影中渐渐成为新常态，可谓是对表演追求真正的真实和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一种突破。平田康之、木幡龙、山崎敬一、矢野浩二等日本演员近些年大量出演中国的抗日影视剧（如电视剧《红高粱》 《伪装者》 《铁道游击队》等，电影《南京！南京！ 》 《黄金大劫案》等）中的日本人物，他们有些甚至可以熟练地运用汉语进行表演，无疑极大地增强了人物塑造的逼真性。以往很多抗日影视作品完全使用中国演员去完成，有些甚至连演员的发音都不加任何处理，出现了很多失败的例子。
    小演员的独特使用是中国影视剧又一值得表扬的地方。儿童版的电影《刘三姐》全部使用儿童演员进行化妆演出，全片仅有几句台词与经典的老版本不太一样，其他的内容则完全相同，演绎了一出和老版本《刘三姐》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新时期的喜剧风格歌舞电影。当下使用了小孩的电视剧越来越多，但充当主演，表演风格真正达到优秀水平的却不多，较之以前金铭、杨紫、张一山的出名和表演差距很大。
    
    中国影视创作中的演员使用争议
    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也存在着演员的问题，影片的男一号美国人克里斯蒂安·贝尔拿到了占据影片总投资相当一部分的天价片酬，无形间影响了影片的整体制作和投入。最近张艺谋的新片《长城》启用美国演员马特·达蒙饰演男一号，与之类似的情况是《功夫之王》本来就是一个中国的故事，仿佛硬是找了一个外国人来参与所谓的中国功夫传奇。相反，电视剧《老妈的桃花运》则是一个由外国人参与主演的相当成功的现代故事作品。剧中饰演外国人瑞尼的美国演员乔纳森·考斯·瑞德（自取中文名为曹操）也能够操一口熟练的汉语，已经在中国出演了几十部影视剧作品，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的他演技也堪称一流。和乔纳森·考斯·瑞德类似的还有美国演员柯志凌·卡尔。 《无极》中启用日韩演员的情况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基本符合电影创作美学和东方奇观的需要。韩国女演员秋瓷炫主演了大量中国各个类型及时期的电视剧，亦发挥出更加天衣无缝的文化对接和表演衔接，俨然中国演员一般。
    妖魔化和中性化等表演特征也成了影视剧中引起争议的一个焦点现象，代表为电影《小时代》 《栀子花开》等，《小时代》中的宫洺是妖魔化的代表，《栀子花开》中的几个男性风格是中性化的代表。中性化最早在电视剧中出现， 《丑女无敌》中的导演陈家明便是一个例子，表面上有特色，实际上存在很大的夸张和渲染性，也是一种不值得宣扬的人物形象。今年暑期档在央视八套播出的《嫁个老公过日子》仍有这种角色出现。与这种妖魔化和中性化相反，中国的影视创作急需更多的“硬汉”角色、感人的角色。李雪健带给观众的朴实、感动，张涵予塑造的硬汉、英雄角色，是为当下演员的楷模，深受观众喜爱。
    导演和主演的合一问题也是一个一直存在的争议，这种情况最明显的表现是姜文几乎主演了自己的所有作品。身兼导演和主演的影响之一是让自己成为表演绝对的核心， 《让子弹飞》中这种痕迹最为明显。 《分手大师》 《恶棍天使》不仅影片本身质量很差，邓超身兼导演和主演的做法绝对值得批评，客观上加剧了作品的混乱性、随意性。
    争议四是使用同一批演员反复创作不同的作品。这种情形最严重的表现之一是“元芳”张子健领衔一批“干将” ，连续出演《飞虎神鹰》 《石敢当之雄峙天东》 《神探包青天》等，导演均为钱雁秋，导演本人基本都还要在剧中演一个“坏人”角色。这种集体串戏的现象已经超越了团队合作的范畴，是活生生的以人（演员）为中心而不管作品要求本身，本末倒置行为严重。这种做法和央视一些频道推出的普法栏目剧倒相似了，这些短则两集长则一二十集的迷你剧翻过来倒过去用的都是那一帮演员。
    
    中国影视创作中关于演员使用的新命题
    中国影视创作中关于演员使用的第一个新命题是影视分离问题，也就是尽可能将演电影和电视剧的演员区分开来，而不是更多的不分离或者杂糅混杂。原因很简单，电影和电视剧对于演员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能因为市场原因而随意使用。在这方面赵本山、小沈阳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去演电视剧没问题，他们出演的电影几乎全失败了。孙红雷除了在《我的父亲母亲》 《非诚勿扰2》等作品中比较成功以外，其参演或主演的电影绝大多数遭到诟病，问题颇多，较之他在电视剧上的整体出色发挥有天壤之别。在这方面，杨幂是另外一个代表。
    关于演员使用的第二个新命题是导演如何把握当下流行的所谓的明星制。明星制作为首先在好莱坞成功的一项制度，虽然在中国尚未完全的实现，但现实中明星制的影响和实际操作模式越来越浓厚，已经成为了严重影响中国影视发展的一环。现实问题是明星制和制片人制结合在一起，明星的选择和使用更多时候成为了制片人的权利，导演选择使用演员的权利被剥夺或者严重削弱，演员的使用正渐渐为市场和粉丝所决定。以周杰伦、吴亦凡等为代表，在电影的演出中均未看到真正的实力，很多时候的表演发挥令人大跌眼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导致导演在创作过程中无法全力驾驭演员的演出和其他影响拍摄的行为，使得导演和演员成为对立或者矛盾的两面。所谓的耍大牌、漫天要价等行为的出现往往就是这种矛盾的结果，是制片人而非导演盲目追捧明星使然。李安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个论坛上说： “把钱都花在明星身上，而电影的制作和场景做得都不够好，这是另外一个陷阱” ，说得直白而深刻。
    关于演员使用的第三个新命题是演员零片酬和降薪演出的情况能否更多涌现。 《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实现了演员零片酬的突破，打造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新奇观，这种现象势必值得在中国的影视创作中更多出现。也就是说当演员不再把钱放在第一位，那肯定是在其他方面实现了飞跃的结果，不论是演员自身素养的提高，还是中国影视创作体制的完善，这对中国影视而言都是很大的利好。众所周知，香港的许多演员在王家卫的电影中经常零片酬和象征性片酬出演，是为了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时下，我们偶尔能听到部分不太知名的演员为了某些缺少投资的低成本艺术影片而不要片酬，更多的知名演员，还是听不到他们有这种美丽的行为。倒是打破片酬纪录的新闻屡屡出现，孙俪在电视剧演员中似乎已经拔得头筹，成龙经常是华语电影演员收入的冠军。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的这一相关规定，我们也期望这一问题或者现象能够早日得到解决。
    中国影视作品创作数量的飞跃，使得演员群体前所未有的庞大，演员的使用首先成为了作品好看与否的“面子工程” ，进而影响作品的真正质量。中国影视创作的演员使用突破、争议、新命题等为我们大致梳理了有关演员使用的基本范畴，为在媒体时代的消费社会图景中探讨影视文化和影视创作的品质和包装问题等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