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商周金文辞类纂》正式发行。该书由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桂光带领团队历时四年编写完成。全书共八册，以单字为经，以金文辞例为纬，是一部具有学术前沿价值的商周金文工具书。该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月初，《商周金文辞类纂》被评为“中华书局2014年度双十佳好书（古籍整理类）”。
    金文，又称“钟鼎文”，是殷周时代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素以神秘深奥、形式独特、内容丰富为学界所重视，是古文字学、汉语史、历史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本书的出版，可为金文本体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较为系统的金文资料。近日，《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该书主编张桂光教授，对目前国内金文研究的现状，以及本书的学术与社会价值进行了深入了解。
    反映近年学术新成果
    据介绍，早在上世纪80年代，“金文摹释总集”与“金文文辞类纂”的编纂工作已经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批准立项。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项目搁浅。直到2005年，中华书局才重启两部工具书的编纂工作，并于次年将编写任务交由张桂光团队负责。《商周金文辞类纂》（以下简称《类纂》）一书可以说是2010年出版的《商周金文摹释总集》（以下简称《总集》）的姊妹篇。
    《总集》是将目前所能收集到的一万六千余件铜器金文进行系统整理，逐一摹写并作出释文（破读、断句），属于原始资料总汇，是研究基础的基础。而《类纂》则是在《总集》的基础上，以字形为经，辞例为纬，分类纂辑，将对字形、词义、句法乃至史料研究带来极大方便。“这类著作一直都是学者们所期盼的。”张桂光表示。
    在没有足够的团队力量作铭文类纂以前，著名金文专家张亚初与华东师大编写组都分别据释文做过引得。但释文引得有一个明显缺陷，对于考释未有定论的字，可能会提供错误信息，将形近字合二为一甚至合三、四为一的情况相当普遍。而《类纂》则采用摹本引得，摹本引得是按照字形进行纂辑，释文仅作参考，释文对不对，学者可根据字形分析判断，作用是大不一样的。
    《类纂》的工作首先对《总集》进行校勘和增补。由于金文铭刻在钟鼎之上，拓本往往模糊不清，因此还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描摹，而摹工需要建立在对铭文的充分理解之上。“《总集》收录器目众多，摹写工程浩大，难免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我们这次首先集中对漏摹、误摹之处作了修订。”本书副主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秦晓华表示。此外，《类纂》的编写对前书误释、漏释等问题也一一作出纠正。“《类纂》将释文从《总集》一书中分离出来，按小句进行切分，并导入表格，再进行细致校对。”秦晓华介绍。
    纂辑工作第二步是进行金文字表编写。本书列出的“商周金文字表”是《类纂》的另一亮点，编写团队从34201个小句中筛选出6000多个不重复的字形，并根据“以形为主”的原则，将异体合并，制作成金文字表。新的金文字表比容庚的《金文编》多出了千余字，为新编《金文编》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编排体例上，《类纂》沿用了传统的《说文》部目作为排列字头的依据。用《说文》部目作排列字头依据不但能够与大多数文字工具书相衔接，而且这样一种文字学部首比检字法部首更符合文字学书籍的实际需求。“对今人因不熟《说文》部首而导致的检索困难，我们可以通过笔画检字表加以弥补。”
    在分类纂辑商周金文文例上，张桂光介绍，“编写团队按照时间先后加以排列，每条文例都有商及西周早中晚与春秋战国的明确断代，读者在考察字形、词义、句法的历史演变及有关史料的时代性都有可靠的依据。”
    强调金文研究严谨性
    “从宋代至今，金文研究的历史虽超过千年，也积累下丰富的研究资料，但多是单篇铭文或单字的考释，系统整理工作仍然滞后。”张桂光表示，随着近年大量文献的出土，古文字学界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了新材料的研究上，金文研究反而成了“冷板凳”。“金文都是铸刻在青铜器上，记录零散的事情，少有传世文献可对比，留下了许多‘疑难杂症’。但我们认为这是研究古文字的基本工作，我们需要坚持。”
    金文摹写需要严谨的学术功底，释字工作同样“如履薄冰”。秦晓华向记者介绍，古文字释字主要应从字形与用法双管齐下。“学术界曾一度流行将文字当作图画来理解，这种解读虽然有趣，却没有顾及这些字的实际用法。”而在《类纂》中，每个字形下面都穷尽搜集了该字在金文中的文例，可以为学者释读金文提供较为详实的金文文例资料。
    张桂光进一步指出，当前学界很容易将“主流观点”当成“定论”，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在准确释定文字方面，团队吸收了不少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当然，我们在一些释文上，于未有定论的观点，我们择善而从，并较多尊重主流观点，但一些较有把握的己见，我们也大胆坚持，比如，学界多认为‘启戈’与‘启攴’都是‘启’字的变体。但我从金文中发现，‘启’的古字一律写成‘启又’，三者文例毫不相混。如果我们将三个字形混为一谈，很容易以为‘启’字有三种用法，给语法研究得出错误的结论。”
    “先秦时期的金文时间跨度大，从商代到战国晚期，有将近一千年时间。之前的金文引得在金文的时代划分上较为粗疏，不利于金文的历时研究。”秦晓华指出，《类纂》对金文文献的时代划分也进行了细化，便于学者从中看到汉字的演变历程，也能满足未来相关学科的研究需求。
    推动相关学科再上台阶
    作为研究商周金文的一部工具书，《类纂》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本书的编写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日后金文字典、词典、诂林等专业工具书编写工作的开展，将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秦晓华说。
    金文研究一直都是揭示殷商社会生活状态的一道“钥匙”，《类纂》本身也蕴藏着丰富的史料价值。“比方说，研究战争史的学者在书中搜‘俘’字，现存所有带有‘俘’字的文献便一目了然。俘虏的数量即可作考察战事规模的重要依据，对研究战争史有重要作用。”张桂光说。
    在书法领域，《类纂》开展的研究还具有另一层意义。在汉字发展史上，金文上承甲骨，下启小篆，旁衍列国诸种材质文字。与甲骨文相比，金文摆脱了前者的板滞，笔画更富于变化，而且富有古雅的艺术韵味，历来深受书法家所推崇。
    然而，谈到当前的书坛风气，身为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的张桂光，对篆书创作中的一些现象深感忧虑：“现在学习书法的人对古文字了解很少，跟风现象却十分普遍，这种现象在篆书、金文书法的创作中尤甚，不但书法‘千人一面’，而且写出来的字形很多都是不准确的，与真实的传统相去甚远。”
    张桂光坚持，学写篆书的人一定要研读古文字。和许多学科一样，古文字的发展同样后出转精。如果没有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及时更新，难免积累许多的错误。不过，他同时观察到，《总集》的出版得到了不少书法家关注。“这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至于下一步的学术研究计划，张桂光透露，他的团队正在积极开展《商周金文字词集释》的编写工作。该书将在《类纂》的基础上，从字词角度，对金文字形进行释形、释义，对金文字形、字义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展开探讨。该书出版后，将与《总集》、《类纂》形成金文研究的“三部曲”。
    南方日报记者 杨逸 实习生 林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