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研究辽史的人很多，但这些研究者中将辽史当作地方史研究的占了绝大多数，把它作为王朝史研究的却很少。刘浦江生前提出，将来，辽史研究的方向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是穷尽史料，从“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细作”。第二是通过“旁通”之道，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第三是利用民族语文资料寻求机遇。
    “消失”的契丹
    人们常说，唐宋元明清。似乎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辽是一个并不重要的朝代。特别是与宋相比，辽更像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力的北方民族政权。
    “其实，宋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王朝，当时真正驰骋于东北亚的，是契丹民族建立的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说，辽与宋的关系，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当时的欧洲民族，是通过契丹来认识“中国”的。包括俄语世界和英语世界，指称中国的早期词汇也是从“契丹”的发音而来的，比如俄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称中国为KиTaй。
    “契丹只是对当时活动在这个区域内的一群人的称谓。”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小甫说，草原上有着成熟的连续的文化传承，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个民族取代了另一个民族。在辽朝史书就有“契丹半回鹘”的说法，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皇后述律平就是回鹘人。当时，很大一部分讲突厥语的回鹘人融入了契丹人，成为辽朝统治阶级。辽朝灭亡后，逃亡西域的辽朝贵族耶律大石，也是依靠西域的契丹人，即契丹化的回鹘人的力量建立了西辽政权。王小甫认为，西辽对西域的影响重大。比如，由于辽朝宽容的宗教政策，使得伊斯兰教在西域传播开来。再如，西域的城市化、西域对中央集权意识的开化，都受到了西辽政权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盛极一时的契丹，现在却成了史书上的一个名词，甚至在当今划定的56个民族中，也没有一个被命名为契丹的民族呢?“那只能说明，契丹的文化影响力还不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桂芝认为，民族与氏族、部族最大的区别，是以文化为纽带，而不是受制于血缘、地缘的限制。依据美国德裔学者魏特夫的理论，从统治者权力支配角度出发，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方式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统治者在建立政权前，就从塞外往中国内地迁徙，逐步以半和平渗透方式获取政权，其代表为十六国、北魏;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统治者刻意维护自己种族的文化，并且与汉文化互相作用，辽、金、元、清均属其列。李桂芝感到，辽作为北族政权，在当时以武力取胜，但并没有在文化上凸显其优势。如今契丹人的血液已经融入了其他各民族，而“契丹”二字却无法作为民族名称沿用至今。
    追赶中的辽史研究
    从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辽朝历时200多载，若再算上西辽则近300年，其历史不可谓不长。辽的统治范围南达燕云汉地，北至蒙古高原，其空间不可谓不广。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王朝，留下的文献记载却极其贫乏。据粗略估计，现存的所有辽金史文献资料，充其量不过一千万字左右(其中辽史约占三分之一，金史约占三分之二)，对于这两个前后长达三百余年的北族王朝来说，这些史料着实少得可怜。
    为什么辽朝史料会这么少?多位学者表示，一是辽代史料流布本就不广。比如，北宋沈括曾在《梦溪笔谈》里写道，在辽宋对峙的形势下，“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二是辽代著述本来就为数不多。据台湾学者李家祺统计，自清初至民初，真正属于辽朝的著作仅61种而已。
    那么，留给世人研究的辽代史料的质量高不高?首先，作为辽史研究最重要的文献，元朝官修《辽史》仓促粗糙，是“二十四史”中公认质量最差的一部。另外，辽的活动范围在东北一带，20世纪上半叶，在特殊的政治军事背景下，日本学者出于战争需要一度垄断了获得第一手考古材料的机会。这使从事辽金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基本只能利用传世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施展不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让许多人一度在辽金史领域却步的原因。那么，如今的辽史还是一个冷门学科吗?其实不然。不少学者都告诉记者，现在国内研究辽史的人很多，每年发表的辽史相关论文在100篇以上。问题是，这些研究者中将辽史当作地方史研究的占了绝大多数，把它作为王朝史研究的却很少。而且，辽史研究“青黄不接”是问题似乎存在多年。20世纪上半叶，国内涌现了冯家昇、傅乐焕、陈述等几位杰出学者，主要学术贡献是在辽史、契丹史领域，另有津田左右吉、池内宏等一批日本学者主攻辽金元史和满蒙史领域。但在“辽史三大家”之后，学界对于辽史研究者水平的认同，很难形成共识，直到本次点校本《辽史》修订主持者、已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浦江的出现。
    刘浦江的同事罗新认为，长期以来，辽金史在断代史中并不是被人特别看重的一块。在他看来，刘浦江对于这个学科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和他的弟子们近十年来为辽金史研究开出了新局面。
    邓小南感到，刘浦江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当今辽金史界的领军人物，是因为他有更全面、完备的学术视野。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刘浦江的学术方向逐渐跨越宋辽金元，使得他比其他辽史学者具备更多史学上互补、质证的基础和眼光。
    不过，刘浦江生前对辽史的研究现状不甚满意。10多年前，他曾提出过一个颇有争议的说法：“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学术环境的改善，国内辽金史研究开始复苏，学术队伍的扩大，科研成果的增加，研究领域的拓展，都是过去所不可比拟的。但就该领域的整体学术水准而言，无论是与其他断代史相比，还是与前辈学者相比，今天的学术进步仍不尽如人意。
    “在其他断代史考虑要如何‘后现代’的时候，辽金史研究还亟待‘现代化’，或者说在‘现代化’的同时加上‘后现代’的部分。”刘浦江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苗润博说，对辽史史源的梳理和研究是当务之急，在此基础上的史料批判更是应有之义。他认为，要通过各种研究方法和文献材料，对作为辽史研究主要依托的元修《辽史》进行剥离，区别哪些是辽人的，哪些是金人的，哪些是元人的，以上任何时代的书写与历史本相的关系都值得认真检讨，“元修《辽史》不能简单视作辽代历史本身，而首先应该是检讨、批判的对象”。
    “如今，研究辽史的时机更为成熟，特别是青年学者会快速成长起来。”李桂芝说，一来现在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提供了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工具，提供了更好的研究环境，给了学者进一步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二来近几年辽史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学术新成果，包括考古方面的长足发展，补充了原本文献资料上的不足。三来现在的青年学者既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又有掌握、吸收中外文献的能力，“辽史研究的领域会进一步拓宽，原本不受重视的部分也会被更多人关注”。
    此次修订对辽史学科建设的意义
    从2006年刘浦江接手修订《辽史》点校本，至今日这部修订本出版，恰好10年。“从投入产出来看，这10年其实是非常合算的。”张帆说。一开始有人担心刘浦江以研究生为主力修订《辽史》的“性价比”不高，现在看来，这次修订对辽史这个学科都会产生深远影响———一部可以作为辽史研究基础材料的“里程碑式”的《辽史》修订本，一批辽史研究领域的优质接班人。
    从始至终参与本次修订的修订组成员邱靖嘉告诉记者，这些年中，先后有12名刘浦江的学生参与了《辽史》修订工作，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丰厚的收获。他感到，参与《辽史》修订工作对于培养学生主要有以下四点意义：其一，通过校订《辽史》，使大家对宋辽金元时期的传世文献和石刻材料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具备了穷尽史料与追踪史源的能力，为今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二，在研读《辽史》的过程中，大家对各种史料仔细考辨，撰写校记时锱铢必较、反复斟酌，从而养成一个实证研究的路子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其三，大家通过《辽史》研究，可以很快找到历史的感觉，顺利进入辽金史学领域，并迅速占据学术前沿;其四，借助《辽史》修订这个机会，大家掌握了古籍文献整理的基本路数和学术规范，接受了最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后遇到其他文献都可以从容处理。
    修订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晓伟说，最初修订《辽史》时，大多数修订组成员心里多少有些惴惴不安，毕竟自己还是刚入门的学生却在“修史”。后来大家互相勉励，拿出“三个臭皮匠”的信心，全身心地投入到修订工作中。“这次修订对我们个人成长帮助很大。”他说，“文献训练水平低的话，将来做到什么层次是可预见的。有了《辽史》的点校基础，以后做什么心里都有底了!”
    李桂芝认为，本次修订《辽史》对辽史而言，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工作———既是对前人所修《辽史》的正误，也提出了后人要解决的问题。据统计，《辽史》修订组成员在点校过程中，发现了若干有价值的研究议题，并产出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作品。截至目前，修订组已发表的与《辽史》辨证相关的札记及专题论文达22篇，并在《辽史》点校基础上衍生出2篇硕士学位论文，出版了1部专著。“这次修订只是校史，考史部分并未纳入。相信将来会有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发表，而且是无止境的。”
    在学界，也有人对此次修订提出疑虑：既然修订组都是刘浦江的学生，哪怕有读书课的讨论机制，会不会最后修订出来的《辽史》在校勘方面有“一家之言”的嫌疑呢?王小甫认为，学生受老师影响是有可能的，“但一家之言的出现也可以引起争鸣，推动学术发展，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
    辽史研究的将来
    邱靖嘉记得，大约自2010年以后，打通辽金元成了刘浦江训诫学生时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他指导博士论文选题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要找一个能够贯通辽金元史的题目。在他临终前，将他的两名在读博士生苗润博、赵宇托付给治元史的同事张帆，就是希望他们
    能够顺利进入蒙元史领域，最终实现打通辽金元史的目标。“先生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希望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能够在学术上超越自己。在他看来，贯通辽金元史是超越他的一条可行之路。”
    刘浦江在《辽金史论》一书自序中曾经说道：“正是由于辽金史的冷僻，尽管史料非常匮乏，但留给我们这一代学人的活动空间还绰有余裕。”根据他前些年所作的《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辽史将来的研究方向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是穷尽史料，从“粗放式耕作”走向“精耕细作”。刘浦江认为，就辽金史目前的状况而言，在资料极度匮乏且现有材料又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穷尽史料”理应是当务之急。要做到这点，必须具备比较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比较扎实的文献功底，将辽金史研究的史料范围扩大到五代十国、两宋、西夏乃至元、明、清历代文献，并旁及高丽、日本等域外文献;尤其是宋、元时代的传世文献，其中有关辽金史的史料仍有很大的发掘利用空间。
    第二是通过“旁通”之道，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所谓“旁通”之道，第一层含义是指突破断代史的藩篱。首先，辽金史研究者应该兼治辽史和金史、契丹史和女真史;其次，辽金史研究者最好能够兼治宋史，或兼治蒙元史，或兼治民族史。第二层含义是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尤其需要跨越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屏障———不仅仅是吸取这些学科的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各个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
    第三是利用民族语文资料寻求机遇。长期以来，有不少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在汉文文献非常单薄的情况下，这些堪称第一手材料的民族语文资料，将给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得预于此潮流者”，方能占领21世纪辽金史领域的学术前沿。
    罗新认为，刘浦江的早逝很可惜。“我觉得浦江之前做的所有工作，包括修订《辽史》，都只是在做准备。近几年，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开始了富有批判意识的史学反思。假以时日，他一定可以将辽史的研究推到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