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秀良先生的《段祺瑞传》，对段祺瑞“三造共和”等一生大事，作了详尽的叙述；对其功过是非，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对其为官清廉，“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戒条作了介绍；对其“三一八”惨案后在牺牲者面前长跪不起以及自此吃斋的讹传作了辨正。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亲信，与冯国璋、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他曾受袁世凯指使，率领北洋将领46人，通电“请立共和政体”，否则即“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清利害”。民国建立后，他任陆军总长。1915年年底，袁世凯称帝，段表示不拥护。1916年袁取消帝制，邀段出任国务总理。1917年，张勋复辟，段组成“讨逆军”，于天津马厂誓师反对。自1916年至1918年期间，段祺瑞三次出任国务总理，掌握国家大权，是北洋政府内部的皖系一派领袖。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大总统曹锟，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执政（国家元首）。1926年3月18日，北洋政府镇压北京学生运动，发生“三一八”惨案。同年4月，段祺瑞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在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段祺瑞拒绝与日本人往来。1933年2月，移居上海，受到蒋介石的礼遇。1935年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未就职。1936年11月2日因胃溃疡在上海病逝，享年72岁。遗言称：“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多年来，对北洋政府、北洋人物，似乎早有定论，一言以蔽之曰“军阀”。自然，这是负面评价，似乎将其“妖魔化”，一棍子打死了。本人一向主张：以实事求是为治史最高原则，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因此，我对于重新研究北洋史是赞成的，寄予希望的。然而，近年来，对北洋政府、北洋人物，似乎溢美之词日渐多了起来。例如，有人说，北洋时期实行“市场经济”，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民主的时期，更是言论最自由、结社最自由、舆论环境最宽松的时期；甚至说，北洋政府最大的成就当属思想解放；还有人说，北洋政府是近代最伟大的政府，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政府，是最宽大、最有人性的政府，云云。在这些观点面前，我有点茫然。

 上述观点，不是全无道理。例如：经济学家可以用数字说明，1920年之前，中国经济如何以每年平均13.8%的速度向前发展；政治学家可以用几部宪法的递嬗以及国会、总统府、国务院之间的关系，说明那个时期的民主发展程度；文化史学家可以用社团、报刊的数字来说明那个时期的结社自由和言论、学术环境的宽松，等等。然而，我觉得，上述论者的最大缺陷是将“时期”和“政府”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只要我们比较深入地研究以下的问题：哪些成绩的取得是由于20世纪时代、潮流的影响和辛亥革命精神的承续？哪些社会进步是由于人民，包括知识界的奋斗、努力和抗争？当时政府和统治者的执政重点何在？他们提出了哪些政策，其倡导和推动作用如何？北洋时期的中国发展和其政府政策之间是否存在，或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系？我相信，如果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上述问题之后，也许我们对北洋政府和北洋人物的评价就会持平一些、允当一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