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菲耶夫
    
    自然，是《鱼王》中最鲜明的形象，也是这部作品给人最深切的感受。《鱼王》是维克托·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的短篇叙事集，单行本出版于1976年，作品令作家荣膺1978年的苏联国家文学奖。小说本应由13个篇章组成，但在出版时被书刊检查机关删掉了两章：“达姆卡”和“没心没肺”。前者很快获准刊登，后者按当时检查人员的话说，“200年后才有机会见天日”。苏联解体后，小说终得以完整面世。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鱼王》中译本发行，终于让小说在问世40余年后，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再度获得圆满。
    《鱼王》是一部描写自然与人的作品——自然在前，不是人与自然，这是作家多次强调的次序，也与中国道家对道、天、地、人四者的定位有相通之处。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主题颇为丰富，自然、社会、战争、道德、爱情、宗教等等均有涉猎。这些主题里，自然占据着某种超然的地位。作家的主人公们往往将大自然当作治愈创伤的场所，《忧伤的侦探》里，索什宁的女儿身体羸弱，但是一离开城市，来到村庄里就变得健康好动。《该诅咒的与该杀死的》之中，德国军人与苏联军人只要脱下军装的束缚，在河里游泳，马上变回平等互动的自然人。自然离开人，依旧岿然不动，可人离开自然，便会有所缺失。《牧童与牧女》中的德军将领在作家眼中不过是个被迫与土地分离的可怜农民。《鱼王》里的集体农庄建设需要农民大规模迁徙，这在阿斯塔菲耶夫看来并不具备正义感，因为它导致人与生身之境的分离。
    自然是《鱼王》里的精神家园，是信仰所在，是一个可以代替教堂的神圣地方。短篇《一滴水珠》的标题就具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意味。这滴饱满凝重的椭圆形水珠垂挂在柳叶的尖梢上，映照出静谧到极点的世界。嘈杂的社会被挡在了叶尼塞河的另一边，水珠折射出没被撼动过的原始森林，尊重森林法则的猎人在静默沉思中寻求与自然的交流，感悟生命、信仰的意义。五彩斑斓的生命没有因为夜晚的漆黑而褪色：黑貂在树梢上奔走；大雷鸟钻进花花绿绿的树丛，去孵花花绿绿的蛋；火红色的北嗓鸦从树枝上拧下了淡紫色的雪松果；灰色的鹡鸰钻进红茎花冠的花丛里去吃昆虫。幽暗的夜色中，人们看不到，却借助灵性的眼感觉到了这些美丽的色彩。在原始森林的星空下，人们凭借对自然的内心感应，感到“极顶的寂静和新生婴儿在诞生之日囟门上的搏动”，仿佛看到“独一无二的圣灵在世上翱翔的刹那来临了”。作家说：“在这天堂般的宁静里，你会相信有天使，有永恒的幸福，罪恶将烟消云散，永恒的善能复活再生。”西伯利亚森林的纯净夜色、星空为人类提供了一个逃避尘俗的庇护所，仿佛是接近终极实在的一个不可侵犯的圣地。人们通过凝视滔滔巨浪、仰望午夜星空而获得的敬畏和谦卑感绝不亚于在教堂中所得。“星星那神灯样的光辉，那种神秘莫测的超凡拔俗，总会在我的心里引起一种夹杂着痛苦和忧郁的慰藉。如果有人对我说‘彼岸世界’，那么我想象的不是什么阴曹地府，不是黑暗，而是这些微弱的、遥远的、一亮一亮的小星星。”宗教起源于对自然的敬畏，抛却不同文化赋予信仰的窠臼，回归自然，也许才能直达信仰的本质。
    自然是《鱼王》里的物质家园，人类的生身之境。它在《鱼王》一篇中有了具体的化身——一个具有性别、不容亵渎的女性形象。这个短篇的两位主人公一个是代表自然、代表海洋的鱼王，另一个是高人一等的渔夫伊格纳齐依奇，人类之王。伊格纳齐依奇在叶尼塞河里下的排钩勾住了一条大鱼，但在捕鱼的过程中他自己也被排钩拽到水里，差点和大鱼同归于尽。传说中隐身在大河深处的鱼王，如今出现在钩子上，它的两只眼睛“光秃秃的，没有眼睑，没有睫毛，像蛇一样冷漠地盯着人看，隐含着某种深意”。鱼王撞上人的排钩，也把人拽进水里。“河流之王和整个自然界之王一起陷入绝境。守候着他俩的是同一个使人痛苦的死神。”食物链上，鱼和人之间似乎有千山万水，远得可以忽略二者的关联。《在黄金暗礁附近》一篇中，柯曼多尔曾经居高临下地嘲笑鱼的痛苦。“鱼儿会哭泣吗？谁又能知道呢？它在水里本是湿的，即使哭泣也看不出来，而且它又不会叫喊。要是会叫喊的话，整条叶尼塞河，而且何止是叶尼塞河，所有的河流和大海岂不要吼声如雷。”他在想这些的时候，心里泛起的并非同情，而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得意：既然鱼儿不会叫喊，它们就活该无声无息地死去。但是，在这条简单的排钩上，在这个缩短的链条中，我们却读到，鱼的痛苦和人的痛苦如此接近，人类与自然只能选择共生或是共死。在失血的迷狂状态中，在昏黄色的灯光里，伊格纳齐依奇终于低下高傲的头，开始忏悔自己的罪孽。鱼王细皮白肉，胖鼓鼓的、柔软的肚子含有某种女性的意味，让他想起曾被自己玷污的女友格拉哈。面对格拉哈，伊格纳齐依奇一直怀有强烈的罪恶感，他曾用各种方式希望得到格拉哈的谅解，但都没有成功。从此，他不再对任何女性动手动脚。侵犯女性在他看来是沉重的罪孽。“你要承受全部痛苦，为了自己，也为了天地间那此时此刻尚在作践妇女、糟蹋她们的人！”作家所说的“她们”中显然也包括特殊的女性——鱼王。伊格纳齐依奇在潜意识里已经将鱼王和格拉哈相混淆，分不清自己“在这河上干什么？等待饶恕？等谁饶恕”。他对格拉哈的愧疚自然地转移到了鱼王身上，而鱼王是作为水族、自然界的代表出现在这场争斗中的。格拉哈、女性、鱼王、自然，这些形象合而为一后，伊格纳齐依奇终于确认：“大自然也是个女性！”他也确实侵犯了大自然，“你掏掉了它多少东西啊。”侵犯女性是一种罪孽，侵犯大自然同样是罪孽。这样，阿斯塔菲耶夫就把大自然纳入了人的道德体系之内。雨果曾断言，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伦理学的进步也可看作是平等程度的增加和应用范畴的扩大。从封建专制到民主制度，从男人享有专权到妇女解放运动，每一次平等范围的扩大都代表人类的进步。在《鱼王》里，阿斯塔菲耶夫这个权利扩展到人类范围以外。在人的忏悔中，鱼王伤痕累累地没入水中离去，大自然似乎暂时与人类达成和平。而在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里，人类无法毁掉树王，只能自欺欺人地将它没入水下。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里，母狼阿克巴拉一家虽然殒命，但是月亮中的狼神比尤利·安娜依然在孤独地嚎叫。这些隐身于天地中的自然神和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一样，沉默地守护着孕育了人类生命却因此受到伤害的自然界。
    自然在《鱼王》里拥有人的化身——阿基姆。在《鲍加尼达村的鱼汤》一篇中，我们结识了这个作家笔下最完美的自然人。阿基姆似乎只有自然性的一面，其社会性的一面则被作家有意抹去。“在鲍加尼达村出生和长大的小阿基姆，上学读书之前从来也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的村镇和居住地。他从来没在哪儿受过洗礼，从来没有一本花名册上登记过他的名字，他是自由自在地来到这个世界的。”从阿基姆身上，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大自然的赞美和尊敬，对戕害人类本性的所谓现代文明的否定和拒绝，对物质财富冷酷无情地追逐的厌恶，对接近自然的田园生活的向往，对人性复归自然，同自然和谐相处的渴求。阿基姆是个热爱自然的人物，是一个狩猎能手，对森林了如指掌，了解自然的法则，能同荒野和睦相处。他在大自然中学到了一系列的美德：怜悯、谦恭、勇敢和忍耐。他不计代价地拯救艾丽雅的生命，把最珍贵的药毫无保留地用在她身上，把最好的食物送到她面前，尽管对方只是个素不相识的自私的人，最初对他的牺牲并无感激。阿基姆把扶危救人看得远远高于合同上规定完成的狩猎指标的价值。在他的价值观念中，人的生存权利是第一位的，远远超过了人的社会价值。因此，他会安葬对自己充满敌意的盖尔采夫，而不会像格罗霍塔洛那样，对自己师傅的呼救声置若罔闻，任凭其在水中死去。
    自然是《鱼王》中真与美的典范。惟有真实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才是美的。《图鲁汉斯克百合花》里有一种美丽的百合花，名叫“萨兰卡”。它生长在高山上，“红若朱唇，形似小喇叭，花心深处像覆盖了一层白色的天鹅绒，寒霜雾凇似的花蕊仿佛透出丝丝意想不到的暖意”。这是一件世间罕见的艺术珍品，一经发现就盛开在作者的心里，永不凋谢。叶尼塞河岸边“排排巨浪卷着白色的浪花一刻不停地涌过石滩，撞到礁石上，水花四溅，随即化为阵阵青烟”，河边居住的老人临终前都会让人把自己抬到石滩上，因为这壮丽的景色会给人以生命不朽的信念，帮助他们庄重地离开人间，走向另一个世界。阿斯塔菲耶夫的西伯利亚山河有大刀阔斧的雄伟壮观，也一笔一画地呈现温婉细腻，处处传达着大自然天真未凿的美。作家热爱自然的真与美，不能容忍人类将一己私意强加于自然，用矫揉造作来毁坏它的质朴。在作家看来，光秃秃的科技城、深入丛林的铁路、河上的水电站既是愚蠢，更是罪过。“大自然的一切奇迹都是这样，它那变幻无穷的美只有在它的‘生身之境’才能保存下来。”占有并不代表获得，有时反而意味着失去，就像上钩的细鳞鱼一样，你能远远地看到它的脊背在阳光下闪亮的色彩，可拿到手里后，却再也欣赏不到。
    自然，是《鱼王》最重要的描写对象，自然法则是作家判定是非善恶的分水岭，爱自然的人，必然爱自然而然的生命方式，阿斯塔菲耶夫于1985年出版过一本叫做《事事有定时》的集子，题目就是源自《圣经·训道篇》中“事事有定时”一节。《鱼王》的结尾更是全文引用训道者的言语。“造化有时，万物有期”，道法自然的智慧在东西方文化里产生共鸣。天地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是否也因其豁达地不争人类个体利益，以自然万物为先，才让我们百读不厌，欲罢不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