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叶落长安》到《叶落大地》，陕西女作家吴文莉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70后”概念，一个能够书写苦难史和心灵史，能够书写家国命运和农民命 运，能够书写土地、农事、工艺、宗教、中医、戏曲的“70后”，一个并不执著于时尚写作、身体写作、隐私写作和下半身写作的“70后”。
    这两部以“叶落”为名的小说，以汇入陕西的两股移民潮为书写对象。《叶落长安》取材于河南难民流入陕西，形成陕西城市市民的“河南族群”的历史 事实。《叶落大地》取材于山东人与“闯关东”同时期的另外一条移民路线“走关中”的历史，立体地讲述了陕西的“山东村”的变迁史。这两部从选材到命名都十 分相似的小说，却展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图景。《叶落长安》主要以城市市民生活为主，而《叶落大地》则以农村农民生活为主。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文学场 地。更重要的是，《叶落长安》比较单纯地书写了以郝玉兰一家为代表的河南难民的移民史和作为长安市民的生存史。而《叶落大地》则是将山东人“走关中”的移 民史与山东村的变迁史，嵌入到陕西近代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的背景之中，构成了一幅百科全书式的立体景观，这一景观与叙事风格的从容、 娴熟和诗性特质的相辅相成，构成了吴文莉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
    一个“70后”女作家的极限体验
    作为 “70后”城市女作家，吴文莉的极限体验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那是对饥饿的极限、疼痛的极限、体力的极限、死亡的极限的刻骨体验。对于“70后”城市女 作家来说，她们并没有经历过饥饿、极度的贫困和劳苦，没有经历过土地上的艰辛劳作、农村的民间习俗，也较少接触中医、戏曲、佛教等传统文化生活。然而所有 这些都在吴文莉小说《叶落大地》中触目惊心地存在着，其逼真和刻骨铭心的程度让有过这些经历的“60后”“50后”都大为吃惊。譬如，对刘冬莲开荒的描 写，对关中大旱时饥荒的描写，对谭守东拜师学木匠手艺、学接骨手艺等的描写，都可谓入木三分，摄人心魄。问题似乎已不在于这些体验是否真实，是否真的抵达 了极限，而在于一位城市女性在不具备相关经历的情况下，何以能够获得这些体验。
    在《叶落大地》的后记中，笔者找到了答案。吴文莉在写作这部小说之前的四五年中，曾无数次地深入阎良、临潼、富平等地的山东村，采访了大量山东 移民的后裔，查阅了多部族谱，并融入了山东移民的生活之中。她说：“无数次离开山东村回家的路上，我总是沉浸在那个令人绝望的饥饿时代里。有时候我想，我 一定在那个饥饿绝境里轮回过，所以才能这样感同身受。”这种基于长期深入生活，深入观察、思考，冶炼体验强度的写作，对绝大多数沉迷于时尚、身体、欲望、 消费的“70后”“80后”“90后”作家都具有启示意义。
    一种基于文化规制的精神超越
    在《叶落大地》中，与直觉与感官层面的极限体验并置的是多向度的精神超越。这种超越，既是拥有深远文化规制的山东移民的历史写照，也是吴文莉主体意识的升华。
    首先是由土地向文化的超越。吴文莉在后记中明确地说，“土地，是我在小说《叶落大地》中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山东人走关中就是冲着土地来的。 而无论是吴文莉对土地的书写，还是山东移民获取和经营土地的艰难历程，真正建构起来的则是文化，一种基于土地和农耕的文化。鲁国是西周时期在关中建立的礼 乐文明的最重要的延伸之地。因为制礼作乐的是周公姬旦，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鲁国才出了孔孟，出了儒学。因此，在《叶落大地》中，由关 中人和山东人共同经营的土地，便成为他们精神建构的共同基点。他们在土地中刨生活的过程，也就是他们文化建构的过程。事实上散落在关中各地的山东村，正是 陕西和山东共同建构起来的一座座坚固的文化营垒。生活在这些营垒中的人们，即使面临饥饿、疼痛，乃至死亡的威胁，仍然坚守自己的精神底线，坚守着自己的礼 仪秩序，坚守着自己的生存信念与准则。反过来说，也正是这些东西，让那些生死线上的山东移民冲破了生存危机和生命的极限，建构起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文化理 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最根本的精神超越。
    其次是由个体向族群的超越。在逃生的时刻，个体生存的重要性一般会成为至高无上的选择。然而在山东移民中，个体的生存是建立在族群生存的基础上 的。无论是对于山东移民自己，还是对于作家吴文莉，逃亡生死线的故事的着重点，都放在了由个体向族群的超越上。小说中，有两个人物是族群意识的代表者，一 个是谭彦章，一个是谭守东，这两个族长式的人物按照传统礼仪自觉将谭家堡子的山东移民组织起来，构筑起抵御自然灾害、猛兽、土匪、乱军的防线，最终以族群 的力量加入到历史进程之中。
    第三，是由家向国的超越。在《叶落大地》中，山东移民经历了这样一条路径：离乡背井、死里逃生——垦荒种地、安身立命——构筑村堡、自成一族 ——从军从医、西安守城——抗日救国、投奔延安。这条路径不仅仅是一条简单的生存发展之路，而是一条精神超越之路，一条由个体意识向家族意识，再向国家和 民族意识的超越之路。在这条路上，山东移民由个人和家庭的生死线投入到了国家和民族的生死线。而行走在国家和民族的生死线上又是以牺牲个人和家庭为代价 的。这就是民族大义。对于一群逃荒的难民而言，要让他们牺牲个人和家庭去顾及国家命运，去伸张民族大义，这是多么巨大的一种精神超越！
    一种基于绘画方式的诗性叙事
    一般来说，一部讲述极限体验、家国情怀和族群命运的小说，很难摆脱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模式。而《叶落大地》却是在细密、从容而富有诗性的叙事口 吻中完成的。吴文莉是画家出身，绘画练就了其细腻逼真的写实功力和在光色、造型方面的直觉能力，同时也决定了其善用意象和象征的诗性特质。在《叶落大地》 中，许多极限体验和极致情感都是用意象表达出来，并富有象征意味的。譬如，刘冬莲对亡夫的思念是用两棵并排的楸树表达出来的。死去丈夫，对女人来说是最大 的悲剧。但吴文莉没有让刘冬莲无休止地悲痛欲绝，而是在村子里栽了两棵楸树，一棵是她自己，一棵是她的亡夫。一种极致的情感由此被意象化了，诗意化了。
    这种诗性叙事，具有将故事“羽化”的力量，一种由世俗层面向审美层面飞升的力量。《叶落大地》的最后一段便是整个故事被羽化的最得力的一笔。
    不知过了多久，谭守东来墙下唤了他娘回家吃饭，一仰头看见她脸上的皱纹在阳光底下竟像黄土地里熟透的麦子一样，闪亮着动人的金色光彩。
    在这里，生命和土地融为一体，历史的沧桑与未来的希望融为一体，现实生存与审美境界融为一体，焕发出一种金色的诗性的光彩。
    从《叶落长安》到《叶落大地》，吴文莉由一个画家走向作家的步伐是稳健的。《叶落大地》显然已经具备了一部成熟小说或者说一部成功小说的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