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东北社会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间歇性和不连贯性，受之影响，这一区域的文化积累少，底蕴薄，文学创作水平层次始终不高。现代以前的东北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无法与关内创作等量齐观，在品质影响上也无法与其他地域文学相提并论。但五四之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从“东北流亡作家群”到“伪满文学”，从周立波、草明等的“社会主义工业文学”到20世纪80年代“北大荒知青文学”，东北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东北文学更呈现出诸多生长的痕迹，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孙惠芬是其中醒目的一个。多年来，她以“歇马山庄”的历史现实生活建构为中心，创生出庞大的人物群落和立体的情节结构。歇马山庄系列小说中的人物相互交错，情节彼此平行，内容层层递进，随着作者的笔耕不辍，这个山庄的容量和版图在不断扩充。有些时候，我们回避作品名称直接谈论某个人物和情节不会引发任何歧义与困惑，因为它们几乎是所有文本所共享的。对于孙惠芬小说的主题无疑有多种归纳的可能性，而地域文化书写则是其中较易识别的一个。
    孙惠芬小说焦距东北的历史。辽南离中原最近，所以在东北地区，它最早进入农耕社会，受中原王朝统治时间最长，受汉文化影响最大，也一直是东北最为富庶的地区。清末民初，依托于关东铁路的修筑，辽南又成为中国较早开始工业化的区域，旅顺、沈阳、锦州等城市不断发展，文化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孙惠芬长篇小说《秉德女人》的主人公王乃容生活史的起点就在那时。少女时代的王乃容的生活是悠闲而宁静的，可从阴差阳错地被土匪申秉德绑架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被抛入了未知的时间里，与之相关的生活亦被卷入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中。王乃容及其家庭的经历不仅属于她个人和申氏家族，更是百年辽南农民沧桑史的一个缩影。无数人曾在王乃容经历见证的历史长河中奔波跋涉，这里有不远千里来到文明古国游历的欧洲人；有凶悍狡诈而又重义轻利的乡间悍匪；有在历史风潮中不断变换旗帜的乡绅枭雄；有走出乡下走向十字街头的爱国青年；有持重好色却终被历史抛弃的地主老财；有铤而走险油滑机敏的民间商人；有热衷艺术却在政治运动中莫名蒙难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我们看到了变乱不居的大历史裹挟下左冲右撞和上下沉浮的辽南农民的命运。王乃容的生活不尽如意，命运也无法自主，但从她由被悍匪绑架的孤独女人生长为儿孙满堂的家族长者中，从她千辛万苦却始终自信而不失大家闺秀的流风余韵中，我们可以透视到辽南乡民在血火洗礼的历史磨砺中的坚忍不拔和生生不息。
    孙惠芬小说自觉地书写着东北的民俗。风俗书写一直被视为塑造作品地域风格的主要力量。关东的饮食文化、禁忌文化、祭祀文化、萨满文化等民俗事象在孙惠芬作品中俯拾即是。当代文学中的民俗叙事常作为主题的副产品和叙事的残余物而存在，可孙惠芬小说中的风俗描写却非情节中的悬浮之物，而是有所依傍，有所指向的。婚丧嫁娶不仅展示婚嫁礼俗的完型形态，而且是亲戚乡邻聚散离合的舞台；寿宴请吃不仅呈现地方饮食的风尚，而且昭示着家族的气象和人际的离合。风俗是作为铸造典型辽南乡村生活的容器而蛰居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它们丰富完整，却不繁文缛节，也不森严苛刻，在基本程式下有相当自主空间和选择余地。这是东北兼收并蓄、多元并存的文化形态的应然逻辑，也是新的时代环境下，风俗生活的规则性弱化和世俗性强化的表现。
    孙惠芬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定的个人气质和精神深度，但受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和市场经济氛围的影响，他们的文化人格和行为方式常常是功利性的，虽然如此，但作者所欣赏的人物身上却往往都会在凡俗中升腾出一种不寻常的恢弘人格。这种恢弘人格付诸于事业则表现为“敢闯敢为”的创业精神。其小说塑造了一批社会底层出身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大都以乞丐、流浪者、修鞋匠作为职业起点，但却通过不懈奋斗而获得了成功，他们被视为东北大地上新豪杰的不朽传奇而被代代传颂。当这种恢弘人格付诸于情感就化为“敢爱敢恨”的心灵品质。孙惠芬笔下最为活跃的角色大多是那种纯粹以感情为诉求、追求真爱、敢于挑战世俗的女性，虽然他们的选择不被环境所认知，甚至不被爱的对象所理解，但他们始终义无反顾、至死不渝。月月之于买子的爱情、吉宽之于许妹娜的爱情、梅花之于老姨夫的爱情皆属此类。应该说，这种恢弘人格和歇马山庄乡民在生活中普遍流露出的重情感经验，豪爽痛快，少文饰虚假，脾气暴躁、粗疏不细的性格，与闯关东历史文化孕育出的开拓精神和粗犷人性是根脉相通的。
    孙惠芬小说呈现的是带有泥土气息的生活。在历史上，东北长期远离文化中心，思想文化的接受与革新都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同样处于时代变革的神经末梢，受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羁绊，文化更新仍相对缓慢。这造成了东北人价值观念上的某种恒量和生活模式上的某种因袭。在歇马山庄，家族式的生活一直是乡民生存的常态。历史上的关东移民多为小户型和单身男性，所以东北历来就很难看到中原和南方地区的大家族生活，但家族式的生存方式却是人们所秉持和信赖的。家族不仅意味着血缘的联系和情感的维系，更是人们赖以谋生的生存之道。以村干部与乡镇企业家为中心形成的家族利益共同体及其相应生活方式成为孙惠芬小说的主体景观。在歇马山庄，乡村权力犹如一双无形的大手掌控着所有人的生活与命脉。孙惠芬习惯在相互依存又彼此对抗的干群关系中建立人物之间的联系。乡民对刘大头这样长期统治歇马山庄的大队书记既畏惧又厌恶，但也只能隐忍、屈从，这种被反复认知和强化了的环境秩序构成了思想观念相对落后的东北农村生活的真相。在歇马山庄，“两性关系”表现得有些放任自流。两性关系是孙惠芬小说的原始材料和叙事动机。很多时候，她笔下的两性关系似乎有些随意和无所顾忌，对之的评价也宽容朴素或莫衷一是。两性关系特别是那种有违道德的两性关系，给人物带来的烦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与情感的冲突，而多源自爱情选择的进退维谷，除去商业化写作意图不论，此中也有地域文化基因。清朝以来的东北移民多是来自山东和河北社会底层的流民，他们道德意识较为薄弱，关外精神管制和道德惩罚也不如关内森严苛刻，这就培育出东北人相对自由的身心及其两性关系。
    孙惠芬小说在价值观念上与地域文化取向形成同构。如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的文化观念变化更新较慢，历史上日积月累形成的伦理意识和审美习惯在这片土地上持久而有效。“进城打工”和“被城市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普遍的选择和处境，也是“歇马山庄”乡民的主要出路。这种新的乡村主体意识决定着每个家庭的生活状态和视野格局。孙惠芬笔下的很多人都是城市的游历者和进城的寻梦者，虽然这些人永远摇摆在城乡之间，但孙惠芬小说却是实写乡村，虚写城市。城市要么陌生遥远地存在于乡民的谈论中，要么仅限于打工者触目可及的，诸如建筑工地、市井餐馆、昏暗录像厅、廉价舞厅等有限角落里，既不完整，也未被充分形象化。孙惠芬小说的城乡意识形态不仅表现在城乡书写的分配不均上，还体现在色彩分明的价值判断上。歇马山庄只有非常孤独和不合时宜的小青对乡村格调和农村生活时刻保持着警惕和距离，城市在大多乡民看来是问题丛生和污浊不堪的。进城是谋生的出路，回乡是永恒的归宿。这其中自然有作为城市底层的民工群体对城市的特殊理解，也符合中国文学素有的自然伦理观的表达泛型，但同时也有乡村人对城市及其文化的那种不期而然的心理印记。如果以城市现实为参照，孙惠芬小说的城市印象显然是片面和消极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乡村文化在城乡文化转型过程中面对自身价值的不断贬值而产生的焦虑，是习惯于乡村生活的乡民对城市文化的审美不适，这与南方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文学叙事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有意味的对照，是东北地区长期以来因生存压力小而形成的安于现状的心理模式和向后看的思维定式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