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4-03/05/nw.D110000zhdsb_20140305_2-10.htm 江风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3月05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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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以礼》,戴燕著,2013年7月第一版,中华书局2013年7月第一版,28.00元 研究理念的分化、政治立场的壁立、民族情绪的干扰,种种观念的、意气的、利益的因素都掺杂期间,中外学者各有其面临的问题,各有其复杂的语境,道术已为天下裂的时代,学者间的交往还能往来以礼吗? 1926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旧译珂罗倔伦)在《哥德堡大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讨论《左传》真伪问题的论文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这篇长文的上半部分评介历来关于《左传》真伪问题的各派观点及其方法论,下半部分以现代语言学的手段分析《左传》的文法,藉以对这本著名史籍的真伪及作者问题提出新看法。论文发表的第二年,即由陆侃如(1903-1978)口译、卫聚贤(1898-1990)笔录,并且经过赵元任(1892-1982)的校订,题作《论〈左传〉的真伪及其性质》,发表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不久,新月书店开张,又将这篇论文出版了单行本,改名《左传真伪考》,这是1927年的10月,上距论文发表仅一年半而已。除了译文之外,单行本在正文前面还印了胡适的《提要与批评》,书后有卫聚贤的《跋》,全书107页,中国学者所写的序跋加起来就占了52页,而胡、卫两位皆对高本汉的研究有赞有弹,算得上高质量的论辩往来之作。 这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在学术随笔《往来以礼》中提到的一段学术史往事。“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之所以名为“往来以礼”,大概是因为作者觉得,那个时代中外的学术交往相当及时、深入而又诚挚坦率,学术工作者之间的往来主要以学术本身为其目的,而非仅仅是酬酢吹捧或敷衍应付。就以高本汉为例,作者所见高氏论著的中文译本,“大多都和《左传真伪考》一样有着或详或略的提要和评论,甚至于是对原著错误的更正”,以这种态度和方法所进行的翻译,当然也就超出了单纯语言迻译的价值,本身即构成学术进步的一种载体与手段。 翻译如果只是单纯地引起此地学者对彼国同行的注意与了解,而没有学术观点的甄别、批评与发展,那就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根据作者的描述,高本汉对中文译者的工作充分尊重,他在《中国音韵学研究》的《著者赠序》中说,三位译者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全是在这门学问里极精彩的工作者,对于中国语言史上全有极重要的论著,全给过我许多的益处”,而译者在书前所写的《提纲》更其精审中肯,魏建功的书评称这篇提纲甚至超过《四库提要》的水准,理应成为“译书的人和做提要的人”的榜样。比起法文原书,中文本除了一篇《译者提纲》而外,还增加了《字体及标点条例》、《名词表》、《音标对照及说明》、《常引书名表》等几个部分,对正文所做的润色及改订亦不一而足,这都是从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的需要出发,而从事的创造性工作。经过此一番动作,《中国音韵学研究》不惟有了一个准确完善的中文译本,而且等于有了一个修订升级版。 经过清代数代学者的努力,汉语音韵学已然成为一门相当成熟的专门之学。高本汉以外人而治“小学”,其优长在于挟西方语言学之方法,利用汉语中无比丰富的语言素材,而做综合性整理性的研究。高本汉对中国本土学者的学术积累充分利用,而他的研究方法与结论也引起了同时中国语言学家的广泛反响,如傅斯年为《中国音韵学研究》所写的序中所说,学问之道不限于国界,国人应当“接受此书,一如高本汉先生之接受中土学人之定论也” 。这大概就是“往来以礼”的最好说明吧。 再回到《左传真伪考》。《往来以礼》的作者没有提到的是,1927年中译本出版之后,1936年4月商务印书馆又出了一个增订本,题作《左传真伪考及其他》,除了初版本的所有内容之外,还增加了高本汉的两篇论文:一是《中国古书的真伪》(原文于1929年发表在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博物馆年刊》上,全文中译本首次发表于《师大月刊》1933年第2期),二是《书经中的代名词“厥”字》(原文于1933年发表在《哥德堡大学年鉴》,中译本首次发表于北京《文学年报》1936年第2期),以及两篇中国学者接续讨论《左传》问题的论文:冯沅君《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及卫聚贤《读〈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以后》。译者陆侃如为这个扩充增订本所写的序中说,《左传真伪考》出版以后,引起中国史学界很大的反响,而高本汉也不断地寄新作给他,所以才有这本新书的诞生。 何以一部讨论古籍音韵的著作,会在中国史学界引发如此强烈的影响和持久的往复讨论?那原因看起来并不复杂,首先是汉语音韵学有着深厚的积累,中外学者存在讨论的共同基础;二是高著以语言学方法考订古书真伪,既是其音韵学成就的一次试练,也是古籍辨伪方法的一次推进,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是以新手段解决旧问题;第三,自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以来,《左传》的真伪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涉及到中国政治和思想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主题,所以高本汉的著作才能引发中国学人的极大兴趣。 不过,如果再深入一层,也许还有别因素存在。《往来以礼》提到,胡适对《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写于1927年4月11日,那时胡适在太平洋舟中读了高本汉的赠书,立刻节译了出来,并且写了几十页的提要,寄给时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并且请顾颉刚转给钱玄同。胡适当月的日记没有保留下来,不过他写给顾颉刚的信还在。信中说:“你们看了此文,作何感想?如有地方可以发表,我想大可以发表出来,供大家的讨论。标题可用原题。如须发表,最好请你先整理字句,然后付印,能得你和玄同加上讨论,然后发表,那就更好了。”最终,这封包含有提要和批评的长信发表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的第1期,而这个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前身。 不巧,那时顾颉刚因为鲁迅的关系,已经不在厦门大学,而就傅斯年之招,前往广州了。据顾颉刚在1926年8月写给钱玄同的信,他在厦门大学本来的计划是“在这一年中专读《左传》、《国语》二书,立起春秋史的骨干,并将二书并成一书”。不料那年他为人事上的纠纷缠身,成绩有限,在复胡适的信中顾颉刚说:“现在不但不能做《东壁遗书》的序,恐即侃如所译之《左传考》也不能做跋。” 这也是顾颉刚、钱玄同没能参与对高本汉《左传真伪考》讨论的原因。即便如此,在《左传真伪考》印出单行本以后,胡适曾寄给顾颉刚一册,顾氏还是特别复信指出高本汉论“及”字的错误,他对于高本汉的看法是相当重视的。 胡适得到高本汉的赠书,首先想到的是顾颉刚、钱玄同,与当时国内学界的格局密不可分。1926年6月,与《左传真伪考》英文版的发表几乎同时,《古史辨》第一册正式出版,立刻就引起了思想界的大风暴。这部著作的主体部分由数十封关于古史辨伪的书信构成,胡适、顾颉刚、钱玄同是三位最主要的作者。胡适对《左传真伪考》的重视,固然源于他本人对汉语语言学的持久兴趣,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正在蓬勃兴起的古史辨运动所引发的考订伪史风潮。换句话说,在上古典籍辨伪这一点上,高本汉与中国学界产生了共振。 初看上去,这次共振的“点”是在语言学,因为高本汉在发表《左传真伪考》之前,曾在哥德堡大学开设过《左传》的研习课程,着眼点就是语言学,而当日中国语言学界也正在急切地吸纳西方语言学的方法与技术,正如《往来以礼》所说:“那个年代,中国学界弥漫的与欧美沟通和接轨的热情,也实在非比寻常。自从《马氏文通》出版以来,语言学领域便有了越来越强的以西洋为师的习惯,就连最传统的音韵学,也逐渐同原来的语码和系统拉开了距离。”不过更进一步说,古史辨运动讲求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史,虽然延续了清代辨伪学的传统,但从根本的方法论上来讲,同样是在“以西洋为师”。 后人追慕当年中外学术交流的诚挚和坦率,当然是有感于今天学术沟通的种种乱象。不过也有两点是该注意的:第一,当年西方的汉学研究以语言学为其出发点,而语言学本身是门技术性很强的学科,一般来说较少受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在泛政治化时代也难逃罗网);第二,那时中国文史研究尽管正在经历方法的重大转换,但从总体的规模和深度上来讲,西方汉学仍无法与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相比拟。高本汉相当急切地想让中国同行了解他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毫无障碍地将西方同行的研究纳入学术积累,都有上述两个前提做铺垫。如今,这两个前提都不再理所当然,研究理念的分化、政治立场的壁立、民族情绪的干扰,种种观念的、意气的、利益的因素都掺杂期间,中外学者各其面临的问题,各有其复杂的语境,道术已为天下裂的时代,学者间的交往还能往来以礼吗? 去年,《往来以礼》与作者的其他近二十篇学术随笔一道收进了同名的作品集,在中华书局出版。作者的学术背景与日本较为密切,所以书中大部分的内容都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有关,许多内容并一定为中国文史学界所熟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理解是交流的第一步,而准确深入的认知则是理解的前提,这部小书的重点并不在于提供关于域外中国研究者的具体知识,却是开在界墙上的一扇窗,让人窥见原来别人家的花园也同样丰富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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