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狂欢、众声喧哗的当下，一本学术著作在出版十年后还能修订再版已属不易，更难得的是，它让许多读者至今惦记和欢喜，甚至读起来依然激动不已，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余华论》正是这样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正是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王达敏教授。在“修订版序”中，作者极其坦诚地说道：“我出版过十来本书，这本书不是我运思最多、用力最勤的书，却是为我带来声誉最广的书。那是在放松状态下写的书，思力和笔力到位，后来做课题，兴趣要伺候种种规约、要求，再难出现全程放松的状态了。”无功利之诉求，有身心之放松，无课题规约之束缚，有思力笔力之到位，就这样，《余华论》“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如果说最初确是“无心”，那么，一旦动起笔来可就是“别有用心”了。这“用心”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随问题意识不断追问，创新研究方法和形式。王达敏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余华又是其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二人“相遇”自是必然，问题在于以何种方式进行“对话”。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便跻身中国先锋小说家的行列，多年来余华研究持续升温，《余华评传》等诸多研究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在此情形下，王达敏则另辟蹊径，在研究方法和形式上实现了独特创新。首先，他放弃了面面俱到的研究方法，而是在问题意识的不断追问中展开深入细致的阐释和论述，对余华近20年来的代表作品（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等）乃至小说序跋等，进行了逐步深入的历史考察和深度解析，形成了一个由问题、观点和论述组织起来的逻辑结构，实现了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刻意求新，而是在仔细忖度了研究对象特点之后的有意选择。在他看来，余华小说不以宏博厚重见长，但灵悟通透，叙事单纯，语义丰富且具有张力，而这种以问题的前行和深入为推动力的研究，恰恰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和排他性，从而使研究对象获得更集中、更明确的揭示。
    除专论外，该书的第二部分《余华中短篇小说解读》则是余华论的另一种形式。这20篇或长或短、举重若轻的随笔，选择余华中短篇小说中难读难解或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一一解读，学中有文，文中有学，学理与文理兼备，仿佛正餐之后的甜点，尝起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二是坚持以文本为中心和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只有回归文本、独立判断，才可能摆脱各种观念预设，打开文本无限丰富广阔的意义空间，做出深度阐释和合理评判。毫无疑问，王达敏是深谙此道的。
    比如在在《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许三观卖血记〉批评之批评》《民间中国的命运叙事——论余华的先锋小说和长篇小说〈活着〉》这两篇文章中，作者对普遍流行的认为《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是叙写苦难主题的观点进行批评，并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许三观卖血记》是苦难交响曲，其主题/母题主要是叙写苦难，而《活着》和余华1986-1992年创作的先锋小说则是命运交响曲，它们反复渲染苦难和命运，其主题/母题主要是叙写命运”。这一紧扣文本的批判性观点，抓住和揭示了余华小说的根本，因而是彻底的，独到的，令人信服的，尤其是他对《兄弟》直言不讳、入木三分的批评，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批评家所应具备的“才、胆、识、力”。总之，这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本体阐释”有效避免了“强制阐释”的可能，既准确传达了批评家的艺术发现，又保证了批评行为的严肃性、客观性和有效性。
    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别有用心”，《余华论》才脱颖而出成为畅销书、长销书，在余华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余华研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独特贡献，具有相当大的文学效应和社会效应。在最近出版的批评集《批评的窄门》中，王达敏自称是一个“以文字为生”的“手艺人”，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是谦逊而意味深长的。“以文字为生”，意味着一位学者、批评家对文学矢志不渝的真诚和热爱，对文学研究和批评的精益求精与生命情怀。《余华论》让我们欣赏到这个“手艺人”是如何得心应手地施展这门精湛“手艺”的，而这种几十年如一日追求“活要做得漂亮”的精神理念，不正是“工匠精神”的内涵所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