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另辟蹊径创出新意——读《酒魂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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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胡人举酒碗石雕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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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侍女俑,手捧绿色酒盏侍奉客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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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葛承雍先生的《酒魂十章》,感到作者笔下的中国酒文化,视野辽阔,不仅仍可提供发掘的广大空间,而且还能推陈出新,开拓出新的天地,绽放出新的花朵。 距今七八千年前,在中华大地上,先民们已经尝到了果实发酵后自然酿成含有酒精的汁水。这就是最原始的未曾加工的酒。随后,才有了酿造酒的发明。这种带有刺激性的兴奋饮料,提升了人类物质生活的享受,促进了人们对丰富精神生活的追求。应该说,酒的出现,一开始便融入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诚如作者所说:酒,使人类从万物万有的大自然获得了无穷无尽的乐趣,也因环境变迁、人事各异,而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感伤。“酒是接通人性灵魂深处的桥梁”。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全书编写,不落窠臼,另辟蹊径,创出新意。 中国酒文化,涉及面广,其中酒史、酒具和酒名,是中心内容。资料丰富,实例也多,一般认为较为好写,也能写得充实。但是,又是最不容易写好、写出新意来。往往因为资料一多,反而码垛堆砌,犹如记上一笔豆腐账。《酒魂十章》中的这三章,论点新颖,各章都各有其特色。循顺历史演进,突出重点;举例贴合,笔触迥异。 酒史,顾名思义,是酿酒的历史,也是饮酒的历史。作者把两者结合起来,视酒有其功,也有其过,使读者见到在数千年来酒史长河的波浪起伏。“酒的历史,是一出永远没有结局的连台本戏,常是这一朝乍歇,在下一代又起,而且每一天闭幕,又是这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商代纣王好酒滛乐,酣酒误国。西周初年,武王之弟康叔封在商的都邑,为了告诫康叔不要“荒腆于酒,不使该地商人仍湎于酒,专门发布了《酒诰》,这是我国至今尚能见到最早的禁酒令。酒,有其过也。到了西汉末期,曹操喜酒。他不但亲自介绍了一种连续投料的“九酝春酒”制法,更以他的诗篇,将酒升华为一种激励人们奋进的精神。“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决非今日有酒今日醉,而是人生苦短,抒写曹操的安定天下,功业待就,急于求贤建业的复杂心情。《短歌行》诗句悲壮,并不消沉。显然,曹操的杯中酒,不能禁,也不应该禁,酒,有其功也。如此以功和过编写酒史,确是别出心裁。 酒具,多种多样。如果分门别类,罗列成篇,仅是器物介绍,便远离了酒文化。作者认为,酒具是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的外在表现,包含着许多艺术种类的知识。如果具体介绍酒具本身的同时,又将酒具放在如诗如画的背景上加以描绘,特别是直指饮者所举之杯,或豪饮或浅酌,在品饮过程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酒是诗,酒是情,酒杯恰当地衬托了诗与情的融合,且读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杯中满溢着何等深挚的离情惜别。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杯中透着多么足以御寒的暖和情谊。而王瀚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美酒未及尽饮,却传来催征的号令,杯中映出的瑰色甜意,霎时变为刀光剑影,美酒成了难饮的烈酒。作者摭取古人诗句,对酒杯倾注了极为丰富的情感;前面列举的深情厚谊,与后面的催促征战,强烈地绘成了一幅幅感人的画面。如此酣墨行笔,写活了酒具的文化现象。 酒的名称,都以原料、酿法、产地等为根据而称之,极其普通。然而作者认为:好的酒名长久飘逸在人的记忆里,差的酒名如浮光掠影挥之即去。酒名不限于单纯使用或为出售广告,往往与人的思想观念、审美心理、文化修养以及自然环境有关联。特别是有了文人的介入,展开了想象的翅膀,给酒名取上种种不同的雅号别称。这一章所列举的实例,纷呈万状。如唐代李适之受李林甫的排挤,罢相在家,而酒兴未减,有诗句“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回应李适之,说他“衔杯乐圣称避贤”。圣贤是酒名。圣是清酒,贤是浊酒,源出《三国志·魏志·徐邈传》。李适之诗中的乐圣,即爱喝清酒,避贤,即不喜浊酒。杜甫复引此典故,婉约含蓄,显得文雅,不明其义,就难以理解。所以作者风趣地说:“中国酒名的演义,西方人可能永远也破译不了。”这章从酒名的审美上,分出雅俗。雅有芳香,俗而可爱。 酒“能实现人们的幻想,也能撕碎人们的美梦”;酒“能播撒浪漫的美丽,也能诱发腐败的丑恶”。酒确是“接通人性灵魂深处的桥梁”。这是酒魂的呈现,正是酒文化中的精髓,也是全书的重点章节。作者精选了酒史中与酒魂紧紧相连的人物,如陶渊明、王羲之、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等,一个一个跨入我们的视野。作者写他们追求生活情趣中的酒魂种种表现:打破死板僵化的世俗规范形成“狂”,对抗循规蹈矩的传统礼教构成“怪”,冲决虚伪虞诈的世俗势力化成“真”,超脱生死荣辱的世间事物筑成“达”,抛弃庸俗低级的市井情调促成“雅”,从而塑造出酒国醉乡的新形象。淋漓尽致,触及了人性灵魂深处,抓住了畅叙酒魂的要害,析出哲理,令人深思。 纵观全书,各章有其独创,又不相互割裂,勾勒出酒文化多个层面的相映整体,避免了把酒文化机械地写成酒与文化的混合或复合,而要写成有机地结合或化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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