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由漓江出版社推出的麦子杨长篇小说《可口与可乐》，讲述了一对恋人从南方“逃亡”北京的“奋斗”故事。用句时髦的说法，就是一对“北漂”男女的故事。“北漂”题材，或者说由乡村、集镇乃至中小城市向大都会寻找人生机会、追求青春梦想的题材，早已成为文艺创作的“热门”。究其发轫，甚至可以追溯到巴尔扎克时代，那些“拉斯蒂涅”、“吕西安”们，不也一样是由“外省青年”闯入巴黎“人间喜剧”之中的吗。随着中国社会和时代的变迁，也随着一代青年视野的拓展，当下中国现实中的“北上广深”故事自然也毫无悬念地展开来。到今天，呈现为多姿多彩的文学形态，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就笔者的阅读感受来看，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尽管数量众多，不乏佳作，但如巴尔扎克那样，把“外省青年”的“奋斗史”置之于社会、时代的大背景下予以刻画，如“人间喜剧”般深刻勾勒灵魂的巨制，似乎尚在期待中。文学创作是不能急于求成的。无论对文学界总体而言还是对作家个人来说，积累、酝酿、思考、表现，都需要一个过程，有时甚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晚近阅读这一题材的小说，发现一些作家在对生活的思考、对人物的刻画以及艺术表现等方面，都展示出了特色。比如《可口与可乐》应该是近期值得推荐的佳作。
    这部长篇小说的男主人公可乐，是一个身份失落的“官二代”，自私、狂妄，沉迷享乐，似乎难以割舍优越背景养成的痼疾。即使面对家境剧变，他仍然不弃“官场梦”。人之可悲，似乎还不在因身份的失落而成为社会的“弃儿”。因价值的迷失而继续捡拾那陈腐观念的残羹冷饭，或应是一个当代青年更大的悲哀。可乐就是怀抱着这落伍于时代的丑陋，去意气洋洋地重振自己的奢华之梦的。正是这种迷失，使可乐注定演出一场“可乐”的悲剧。“可乐”剧情的高潮就是，因为他对名利场的钻营，甚至不惜以追随爱恋自己的女友作抵押。女友“可口”也就由此成为男友追名逐利的牺牲品。来自南方小渔村的姑娘可口，美貌而淳朴， 却失之于单纯。面对人欲横流的都会和蝇营狗苟的男友，她的命运可想而知。当然，小说对两位主人公性格发展的展现，并不是脸谱化的。它在情节的演进中，逐步展示了“善”的亮点与毁灭，“恶”的诱惑与吞噬……这部长篇小说，其价值就在于演示了一部颇具时代气息的“价值迷失悲剧”，是当代青年在大城市拼搏、迷失、突围的生动缩影，是身体无缝不钻、灵魂找不到出口的时代“切片”。就性格的逻辑发展而言，我们当然无法要求可乐实现他的“突围”，而只能眼望他灵与肉的糜烂。就连可口这样一个良善而单纯的人物，在遭受了一番人生的磨难之后，除了遁入空门，作家也很难为她设置更为励志的结局了吧。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都要求一个“光明的尾巴”是愚蠢的，要求每部作品都指出一个突围的出口，甚至也有些勉为其难。能写好一对人物的毁灭，足以引人唏嘘，令人深省，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给人生以启示，已属难得。
    改革开放多年的中国，既享受着丰硕的经济成果，也为人的发展提供着更多的机遇。“自由迁徙”让更多人面临着更广阔的天地，使他们释放出无限的潜能。与这相谐而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也不断有无数“当代英雄”横空出世。即便上不了“财富排行榜”，也闹个“有房有车”“盆满钵满”。这或许也成为了许多打拼青年的梦想。文学当然要为我们这个时代诚实劳动所获得的回报而喝彩，甚至也有义务为淳朴的生活向往而歌唱，但仅仅这样还不足以达到文学应有的境界。大时代的文学，应有直面“沉渣泛起”的敏锐和勇气，有明荣辱知廉耻的价值倡导，有“为”与“不为”的人生选择。《可口与可乐》的可贵在于，在遮天盖地的呼唤声中，戳穿了某种“当代英雄”的假面。《可口与可乐》的主人公来至北京，绞尽脑汁寻找的所谓“向上通道”，本身就是一个吞噬青春与廉耻的泥淖，即使其中有短暂的春风得意，又怎么可能不在那泥淖里越陷越深，最终陷入不齿于人的境地？
    曾有评论家评价麦子杨的小说流淌着“小夜曲的抒情调子”，这部长篇新作显然延续了麦子杨的叙事特色。即使是写如此惨烈的人生悲剧，这部小说的调式也始终洋溢着文学的纯净气息，笔调优美抒情。它描写少男少女青春朦胧中的蛮勇，本能的尝试，浓郁而纯净，真诚而羞涩，颇具民谣气息。麦子杨语言上的个性也十分突出，每有生机勃勃的语句使读者内心一颤。这位诗人出身的小说家，即使是讲故事，也保持着诗化的意境和语言特质。有论者说，《可口与可乐》是一部独具南方气质的“北漂爱情小说”，或可说是对这一作品的较为准确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