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赵家璧与《编辑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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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修慧 今年是家父赵家璧的百年诞辰。记录他半个多世纪的编辑生涯的《编辑忆旧》和《文坛故旧录》,在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下再次出版了。我们又将未收入这两本集子的其他回忆文稿,也结集起来,作为《编辑忆旧》的《集外集》取名《书比人长寿》,也即将出版。这三本书几乎收齐了他有关编辑生涯的全部作品。 家父自己结集成册的两本回忆录写于1976年之后,记载了他漫长的编辑生涯的许多往事。交往的许多故旧,既有他最初就职于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从助理编辑、编辑、文艺部主任、副经理直到经理共计十八年间的众多故事,也有1946年与老舍合资开办“晨光出版公司”任经理兼编辑时的种种经历。 1974年,家父被当时出版社掌权的工宣队、军宣队勒令回家休养。之后,应老友寿进文之邀,在政协编译组做翻译工作。先后参与了以“伍协力”为名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漫长的革命》等书的翻译工作。1976年后,一些研究鲁迅的中青年学者,常来家访谈。在他们的启发下,他鼓起勇气,重新拿起笔,写下《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一文,载于《山东师院学报》。次年他又写了《鲁迅编选<苏联版画集>》和《鲁迅与连环图画》等文章。写作的过程即回忆的过程,使他对前辈、故人的怀念涌上心头,从此开始收集资料,与老友通讯,核对史实,撰写编辑往事。1979年5月16日,好友冯亦代在来信中告诉他说:“范用同志(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管三联书店)嘱我和你商量,你写的那些回忆录,三联想出版,你是否可以同意?请即告我。”6月1日信中又说:“已将你的来信给范用看了,他十分感谢你。……请在集稿后立即寄给他,以便早日出版。”那时,他写的回忆文章还不到十万字。于是,先把写作计划寄给范用,范用看后来信说道:“所开的那些题目,都使人十分兴奋,能够写出来对今人、后人了解新文艺史、新出版史,都大有好处。我就渴望早日读到他们。”又说:“我希望插图有作家像与信或原稿的手迹、书影、插图、乃至广告等等。请放手搜集。”此后,范用先生一直关注着赵家璧在各处发表的文章。过了一年,仍不见赵家璧寄去稿件,乃写信催促。他写道:“赵老答应给三联出一本集子,再有二三篇也就差不多了,可以交付排印了。现在我写这封信是提醒赵老一下,不要让别的出版社要去稿子(时下抢稿之风又起了),……书名也请早一点想定……封面能不能请庞薰琹或钱君匋设计。”1984年1月14日,文稿从上海发往北京,书名《编辑忆旧》,同年八月就出版了,首印11100本。家父对这本书的封面和装帧都很满意,特别是封面上选用了他在“良友”时惯用的木刻标志做主图,让熟悉的人看到封面就想起“良友”,最让他称心。在编排期间,他们的两人通信频繁,研究和讨论封面设计、插图排列、错别字更正、文字、版式等问题,范用先生亲自划样、亲为设计。现在看着他们的来往信件,我感到这不是简单地讨论一本书的制作,这是两个以编辑为终身爱好的朋友之间,心灵的交流,编辑出版业务的探讨。这第一本回忆录,问世后受到文化界欢迎,读者的喜爱,书店里很快就卖空了。当朋友向他索书,建议再版时,他颇有预见地回信说:“当然不会再版了,此类读物,读者有限。” 《编辑忆旧》出版后,家父又陆续写了不少回忆文章,其中有关于老舍、靳以、茅盾的大块文章,在《新文学史料》等刊物发表之后,常蒙香港报刊转载,他也直接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香港三联书店读到这些文章之后,与家父商定将这些文章与大陆发表的其他文章,结集成册用《书比人长寿》为名,在香港出版。当时香港与内地之间交往不那么通畅。境内的读者要见到此书是相当困难的。有鉴于此,范用先生建议家父:“把《编辑忆旧》后之著作,收集起来,再出一本书。书名我已经想过,可称《文坛故旧录》副题编辑忆旧续集。”家父听了非常满意,说:“这个书名好。我此生并无什么奢望,只想把这本集子搞出来,有此二书,也算没有白活这一生了。”到1988年6月,他积累的稿件已有二十万字,就寄给了“三联”。可是,当时,国内出版业很不景气,范用也已退休,接稿的编辑一方面表示将安排出版,另一方面又讲纸价飞涨、销路萎缩等情况,看来出书真是难了。不久,他从杂志上看到一条消息:叶灵风的女儿应允放弃全部稿费,叶灵风的三册遗作《读书随笔》,才得以出版。他读后给朋友写信商量:“现在三联经济困难,我要求早日出书,是否也应放弃半数稿费?虽然我个人的经济处境,颇想有些弥补的来源。”9月12日,他直接给“三联”经理沈昌文写信说了三点意见:一、为了减轻出版印刷用高级纸的成本,减少插图,仅在书前印16面。二、自愿放弃已在港版《书比人长寿》刊登过的二十篇约十万字左右的稿酬。三、因我年老体弱,这可能是最后一本书,希望在明年上半年内能出版。信发出不久,他听说上海的出版社已宣告:明年(1989年)学术史料类书稿,停发、停出。他估计《文坛故旧录》也该列入其中。令他喜出望外的是,1988年10月19日三联书店沈经理来信告诉他:“《文坛故旧录》年内发稿。发排或在明年初了。”书店领导确是一心想为他出书,但客观现实却极严酷,在焦躁地等了一年半以后,1990年3月19日,范用先生一封信才送来了好消息,随信寄来了陶雪华女士设计的封面。《文坛故旧录》从此走上了印刷、出版、发行的通道,按部就班,慢慢吞吞地前进着,又经历了一年零四个月,共计三年才拿出样书。1991年7月26日,范用先生看到样书后,在来信中评论说:“比起在香港出版的《书比人长寿》纸张、印刷、装订都差得太远,尤其是铜版插画页。我最不可理解的是,内地的插画印刷为何如此落后,与三十年代相比,几乎毫无进步,甚至倒退。一生想看到印装精致的图书,自己也做不到,泄气得很。……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提高您继续写作的兴趣,若干年内,再出一本。”看到样书时,赵家璧已八十有三,此后,虽然又写了一些回忆文章,但未能编辑成书。 《编辑忆旧》1984年8月问世,拿到样书后,家父首先想到要给姜德明送一本,他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敬赠给姜德明同志:是您,在暴风雨将临的日子里,第一次启发并鼓励我,写这类回忆文章,这本书名就是您当时为我起的篇名。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能编写成这样一本书,首先应该感谢的是您。”那时,正逢家父随中国出版协会代表团赴日本国访问前夕,领导批准他,可带二十本书作为礼品,赠送日本朋友,出版社直接将书送到了机场。回国后,他又购买了二百六十本,分送亲戚、朋友,可是仍不断有人向他索书,他们不好意思地说:“因为书店脱销,不得已,只能找作者要了。”因此,1986年家父就向出版社提出再版的要求,可是,迟迟不见答复。1988年他又向三联书店提出,希望出版《文坛故旧录》后,能再版《编辑忆旧》两书一起发行,这个建议也石沉大海。1989年新闻出版署举办建国四十周年首届编辑出版理论图书评奖活动,《编辑忆旧》被指定参加评选,可是三联书店已拿不出一本存书,他们急电向赵家璧要书。同年12月评选揭晓,《编辑忆旧》获得了“首届编辑出版理论优秀图书奖”,但直至1997年赵家璧逝世,也没有看到再版的新书。既然是得奖的好书,为什么就没能再版呢?此事,让我至今还感到费解。 家父晚年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两本书的再版。他与范用先生还仔细商议过,再版时在装帧设计等方面将做哪些改善。我们也一直想为父亲了却这个心愿。家父逝世后,三联书店念及他生前身后文化界人士多有眷念,问及《编辑忆旧》与《文坛故旧录》者颇多,而这两本读物脱销已久,乃由编辑郑勇代表店方,给我们家属写信,谓:“为了表达对赵老的尊重,纪念赵老与三联书店的一段情谊,我们已开始修订、重印二著。此事承三联书店前领导范用先生亲自安排,并允躬亲设计封面。……”于是,在次年的6月份,修义到北京,与三联书店经理董秀玉签署了两份出版协议书,约定6个月内再版两本回忆录。但不知什么原因,虽经多次催问,却总也不见再版的书影。 家父的回忆录都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他对范用先生非常敬重,在他的心中“今天出版社领导中,像他这样关心书、懂得书,又能解放思想把一批作家团结在身边的编辑,极为少见。我把他作知己看。”他以自己的书在三联出版为荣。因此,我们一直期望能够实现父亲的遗愿。可是此后修义去北京拜访范用先生提及此事,老先生也叹息“无奈”。后来出版环境大为改善,我们盼望能实现家父的遗愿,默默地、耐心地等待着。可是等了一年又一年,眼看等了近十年,父亲的百年诞辰也快到了。 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纪念家父百年诞辰之际,中华书局向我们表达了出版父亲两本回忆录的意愿。我们权衡再三,终于在2007年1月,与中华书局签署了在2008年8月出版《编辑忆旧》和《文坛故旧录》两本回忆录的合同。 我们又想到,父亲以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仰晨先生的主持下,出版过《编辑生涯忆鲁迅》一书,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回顾与展望》一书,还有一些散落在各种书刊中的文章和家父身后发现的遗稿,如果收集起来,再编一本《编辑忆旧》的“集外集”,更是一件美事。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回忆文章的背景,我们将遗物中发现的两篇“自述”刊出,又编纂“著作、译作年表”和“赵家璧主持编辑、出版的图书目录”,作为《集外集》的附录。 家父生前对美国学者费正清博士给他的信中所说的“书比人长寿”一词,特别欣赏,视为名言。这大概是因为,他一生奋斗,跌宕起伏,历尽艰难,耄耋之年最感宽慰的是,编了许多可以世世代代流传下去的“长寿”之书。这句话也集中地表达了他这个老编辑毕生的志向:“把更多的好作品送到千千万万的读者手中,发扬文化,交流文化,造福人群”(香港版《书比人长寿》“后记”)。有鉴于此,我们将这本编辑忆旧的《集外集》起名为《书比人长寿》。 此意得到中华书局的鼎力支持,我们十分感激。2008年1月签订了《集外集》的出版合同。责任编辑李世文先生办事认真、作风细致、力求完美,还经常来函征询我们的意见,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仅以封面设计为例。我们要求将家父印在所有他主编的良友版图书封二上,作为他的编辑标识的播种图,用作封面主图;将象征良友的“双鹅”图标(现今被称为logo)和象征“晨光”的“雄鸡”图标置于封底。李先生与美编丰雷先生克服了许多困难,几易其稿,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在我们准备这三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三联书店的郑勇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让我们颇为感激。 今年七月,中华书局版的《编辑忆旧》正式出版,印数6000册。当我拿着新书兴奋地向亲朋好友分送时,忽然听说三联书店在八月也出版了《编辑忆旧》,我到网上去搜索,发现三联书店不仅在今年八月出版《编辑忆旧》,早在去年九月就把《编辑忆旧》列入“中国文库”中出版。可是这些事谁也没告诉我们子女,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呀!就如一盆冷水猛冲下来,让我真不知该如何去面对认真的李编辑?没想到李编辑早已知道此事,并坦然地对我说:“我们是兄弟单位没关系。你可别忘了问他们要样书和稿费喔!”我是释然了。但是如果家父知道这件事,他会怎么想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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