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审美习惯、文学创作语言差异较大。中国学者应如何深化翻译研究,开展文学外译?中国文学翻译怎样才能在研究中有所创新并建构起自己的理论?7月23—24日,在上海举办的首届外国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新思路青年学者峰会上,来自国内数十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200位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研讨。
    增强语境化意识
    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一方面依赖翻译,将更多的作品翻译成外文,使其流通范围超越文化原产地,即“走出去”。另一方面,还要对翻译作品进行研究、诠释,使其在国外落地生根,即“走进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姜智芹认为,翻译研究应当紧跟文学作品翻译的脚步,这样才能巩固翻译效果,真正实现文学的跨文化传播。
    当前,学者在有意识地增加翻译研究的同时,也出现了以理论替代问题,机械套用翻译理论对翻译现象进行大而化之、空洞浮泛的所谓“论述”,没有发掘出富有新意、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显露出创新性和深化研究的不足。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苏姗·巴斯内特共同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即翻译研究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查明建表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空间,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不是独立于译语文化语境的语言转换行为,而是文化交流、吸纳、转化行为。”在查明建看来,要突破目前翻译研究的瓶颈,不能仅停留在“文化转向”所带来的研究视角层面,还要增强翻译研究的语境化意识和问题意识,深入到翻译现象发生的语境内部,发掘具有思想深度的问题。
    传达文本文化内涵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响应和逐步推进,文学外译是在新形势下有待深化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谢天振表示,文学外译理论的构建,可以从中西方翻译历史和实践中发掘理论资源。
    在谢天振看来,将“信达雅”简单地奉作一切翻译的标准,望文生义地以为“信”是第一位,不仅误读了严复“信达雅”的本意,更看不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本质,忽视接受、传播、影响等实际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我国翻译界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
    文学外译不仅要追求忠实于原文,更要注重文本文化内涵的传达,推动跨文化交流。“这与中国文化‘走出去’赋予文学翻译研究的新使命相似,即研究如何积极发挥文学翻译在精神层面融通中外的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本土文学经验,构建中外文学和文化多元并存、平等对话的愿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蓝红军说。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耿强认为,中国学者需要详细检视中国文学外译活动所产生的各类有关中译外的翻译话语库存,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提炼并建构中译外翻译话语体系。这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外译、丰富中译外翻译话语体系、突破西方翻译话语并最终促进中国翻译话语的国际传播而言,是一项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举措。
    形成“翻译自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翻译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出现一些认识误区。
    谢天振举例说,“一些翻译者在文学外译中,看不出译入与译出的差异,简单地用译入的思维、理念指导译出实践;追求大而全,动辄翻译出版‘某某全集’、‘大套丛书’,不屑做‘节译本’、‘删节本’,看不到文学外译的长期性。”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朱振武提到,有些学者在外译中的过程中主张包容和接受外来文化,而在中译外选择文本时以国外的评价为标准,这实际上是翻译活动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很多翻译行为不是主动的文化传递,而是简单的‘传声筒’。”
    朱振武认为,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就必须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与此同时,改变概念,认清译入和译出的本质差异,形成“翻译自觉”。翻译越来越成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和表现,译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和自信直接影响到其翻译活动和文本的选择。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只有拥有良好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才能带来更大的学术贡献,进而推动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得更远。
    此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主办,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文学翻译研究委员会、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