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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在的角度看待王夫刚的诗歌之路，仿佛一个落魄的乡村少年成功的人生逆袭。而落魄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当年“我从考场溃退下来”。这本是城乡差别形成的先天性竞争劣势，无数乡村少年都曾遭遇的命运，但王夫刚却不肯认命。因为在他的意识中，这并非自己资质的不济，而是这样的资质，为自己面对的应试教育系统所不容。严羽那一著名的“诗有别材”，既是指诗人在写作中不同流俗的特殊才能，也是对诸多诗人艺术家天资分配中此弱彼强现象的指认。无论王夫刚是否曾为历史上的众多人杰在科考中一再碰壁、灰头土脸，却在诗歌艺术领域大放异彩的先例所激励，但接下来的事实是，他决然放弃了以复读与高考的无趣纠缠，踏上了自己想象中的道路。 ——“他将吃尽苦头……” 这是就自己前途抉择一场“失败的对话”后，父亲对他的最终结论。 诚如其父所言，这个乡村少年最寒冷的人生季节就此降临。他选择了一条渺茫的不知所终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独自负责。由此开始，他先后辗转于家乡周边的多个城市，为无处安放的青春寻找出路。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见识了社会转型期资本的狂妄与嚣张，底层个体的渺小和无助，但富有意味的是，他随后的诗作虽然不无孤寒愤懑，却并未被这一情绪所主宰，而是将其化作写作的沉重底色。的确，向世人倾倒自己的苦水有什么用？把泪水泼洒给世界又有什么用！在关乎一位诗人未来走向的重要节点上，他拒绝了自己之于世界的艾怨或自作多情，进而逐渐确立了一种冷峻的应对姿态，并把目光更深入地投向自己命运共同体的乡村，探究其中的奥秘。 “最后一个动作转瞬即失——/大河之水从地图上流了出来/健康的秋色布满北方”，然而，“水越流越少，水的问题/不声不响地逼近北方”，人们活在两岸的村庄，“平平淡淡地过了很多年/还将平平淡淡地过很多年/奇迹的出现，不是现在的事情/也不在他们中间”。在这首《北方的河》中，王夫刚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沧桑感，说穿了中国乡村的基本处境和命运。写出这首诗作时，他年仅19岁。 这首诗作外冷内热的现实关注基调，正是当时主流诗界所倡导的类型，但不久，他的乡村叙事却骤然变声，转换出一种陌生的超然与冷峻。 在随后的《暴动之诗》中，他对家乡史志中的一段传奇，进行了一次颠覆性的解读：那是在历史上某个动荡的年代，一群山乡汉子在走投无路中突然啸聚山头，举义暴动。“他们杀死地主，烧毁寺庙”，这是当今所有的地方史志中，有关“暴动”的标准表述，但史志不会去表述的，则是接下来的情景：一时的血勇过后，壮士们突然心绪晦暗，不知所措地望着落日沉默。并且他们至死都不会想到，这一举动会成为地方史中红色的一页，而当这一光荣降临，他们已全然不知……在这首诗作中，他发现了常规历史叙事之下更深的遮蔽：人性的慷慨与脆弱、事物运行过程中游移不定的偶然性，以及毫无逻辑规律可循的吊诡。由此进一步地认识到，这又正是世界内在运行结构的另外一种本质，而一位诗人所应致力的，就是面对由“正确”的常识所定义的世界，揭示出其下被遮蔽的本质。 再之后的《外公》一诗，便是以这样的理念，为同类题材建立了一个新的表述空间。那是在他记忆中的1984年夏天，随着山洪暴发和“高音喇叭里传来一声枪响”，他的外公似有感应地动了一下——“这是一个喜欢咳嗽的/老头，对生活做出的最后反应”，接下来便是哭哭啼啼的乡村葬礼，再之后墓地周边的枯枝寒鸦，以至连怀念也“夕阳般的倦怠”。这种删除了痛无欲生抒情的冷漠叙事，无疑会让一些读者惊诧，但作者恰恰是以指向本质的残酷，说穿了乡村草民生灭如草芥的基本事实，以及命运的必然。但与这一必然性相关的，则是这个世界上某些事情巧合的偶然，多年后他对外公去世的确切记忆，却来自当年那“一声枪响”的佐证。而这蹊跷的“一声枪响”，则是1984年的同一时刻，中国射击选手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射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块奥运金牌。事情由此而更富意味：在一个荣耀的国家纪录诞生而举国欢腾之时，一个乡村草民的辞世便越发微不足道，甚至连亲人的记忆都发生了选择性的偏差！那么，这还是本时代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它到底又因何而形成？ 这是一首仅14行的短诗，却交织着复杂的内在结构，作者将两个远天远地的事物在偶然性上纠合在一起，由此对顶出一种隐性的空间张力，既使历史叙事中被遮蔽的多种意味相继凸显，更显示了其所致力的深度叙事模型的建立，以及这种叙事的深度。 不错，作者于此一再呈现出情感表述上的冷漠。即便是关于自己亲人的书写，他都在第一人称的叙事中，持守第三人称的超然。在传统的诗学观念看来，这显然近乎于“冷血”，也是诗人的大忌。 然而，一位诗人的成长及其写作中所体现的一切，都无不源自生活的教诲。王夫刚的这种姿态，正是他在生活中反复受挫的特殊表征和自我成长。在他中早期的诗作中，曾一再表达过自己人生中的张皇失措和失败感：“我举手发言/不是遭到拒绝，就是张口结舌”“长途大巴开动时我在靠窗的座位/闭上眼睛。一个失败的游子/身边坐着另一个/失败的游子”，甚至每天都以“提心吊胆”，加固内心河流的堤坝。但大家大概不会想到，在自己浩瀚诗歌空间中上天入地的天才诗人海子，竟也表达过相似的心情：“我怕过，爱过，恨过，苦过，活过，死过”，在这之后，则是如梦方醒的情感反转，“我真后悔，我尊重过那么多”(《太阳·断头篇》)。无独有偶，另一位一生极少摆脱过苦难的诗人昌耀，在其晚年的诗作中，也从他标志性的炽热抒情中一再退出，而在《一个青年朝觐鹰巢》中，对聚集在云海孤岭上高原之鹰拒绝和人类与共的“铁石心肠”，表达了由衷的渴慕与向往。 那么，不只是生活教导了诗人，更是生活中的挫折教导了诗人。当一位诗人之于世界一厢情愿的幻想破灭，便只能以挫折赋予他的铁石心肠乃至孤傲，强化个体的自尊。比如王夫刚诗中这样的表达：“我已经习惯了没有老师的/生活——我无师自通，从没考虑/把爱献给哪一个具体的人”。但随着他们精神能量的不断壮大，其与世界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彼消此长式的变化，先前那个庞然大物的世界以及由此象征的宏大概念体系，在光环的破灭中渐渐缩小，缩小至一个与他对等的关系。这是在大千世界万物平等的观念中，他所要求的关系：人在世界面前既无理由狂妄欺世——没有大于世界的个体，也绝无必要卑躬屈膝——没有个体必须跪拜的世界！这其实正是世界以铁砧锻打的方式，对于个体的特殊观照和指教：无可依附的被放养的人生，只有在独立的人格建立中，去获得直面世界的力量。 到了这个时候，一位诗人还要沉湎于爱的倾诉与抒情，似已缺乏依据；而他关于世界的愤怒宣泄同样没有理由，也没有意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诗人的写作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变化：他由抒情转向叙事，并且是以内科大夫那种超然物外的冷静，深入世界的内部，探究产生了那一切的根源，进而以相匹配的语言系统和结构系统，讲述他所发现的真相。而在这种 “冷血”的超然叙事背后，则是诗人对于履行其“天职”的巨大热忱。他不光要负责讲述他所探究到的真相，还要负责这一讲述非同寻常的艺术实现形式，从而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这样的“天职”情怀，正是一位具有专业意识的独立诗人，区别于诗歌民众的重要标志。 多少年后，一位并非诗人的人物，使王夫刚为之书写了一首长诗，这就是早他300年客居济南的蒲松龄。蒲前辈应是王晚生早就熟知的人物，但只有到了此时，才引发了他意识深处镜像性的振荡：“读书。教书。著书。除了盲肠般的应试/蒲松龄的一生只剩下这六个字”“世上因此少一个刀笔小吏而多一个/卡夫卡的隐形老师”(《怀刑录》)。 哈，“盲肠般的应试”，同是考场沦落人哪，也同样在文字生涯中读书写作。想来蒲前辈300年前落魄的沮丧，不会亚于今人的沮丧，但正是生存挤压下的心灵视角“变形”，使他对应出了一个五光十色的鬼魅世界，进而置身于以故事讽喻人世真相的“天职”热忱中。把原本就神奇的故事讲得精彩一些，更精彩一些……蒲前辈在自己的人鬼叙事空间，精心打磨讲述的绝技，也为后世昭示出一束幽渺而深远的技艺之光。 但时代又在王夫刚身上，演绎出另外一个版本：这位曾经的高考落榜少年，若干年后却以作家的身份两度进入大学，成为山东大学作家研究生班的学生和首都师范大学的驻校诗人。而这两段时光对他知识系统的扩容作用，想来绝非可有可无。随后发生在他写作中的显著变化，便是在长诗和诗歌文论两个系统中的强力推进，尤其是此间先后展开的10多首长诗写作，诸如《怀刑录》《梦露本纪》《后梁祝札记》《山河仍在》等等，显示出他在这一基础上崛起的、对于庞杂材料系统宏富的整合能力和诗歌结构能力。 《山河仍在》是一首由24个篇章组合、长约2200多行的超级长诗。按一首短诗通常15行的长度计，约等于150首短诗。从写作契机来看，它是作者在若干年的时间长度中，参加一些笔会和诗歌采风活动的产物，因此，其中的一些篇章，最初也许不无游历写作的即时性特征，或采风酬酢的应景因素，但随着后续写作的不断深化，尤其是作者在确立了“山河仍在”这一主题，而对它们进行最后的整合时，所有篇章都随着这一主题起立列队，直与“山河”的恢弘构型相应。而所谓的“山河仍在”，应是基于据说山河已淹没于商品主义“雾霾”这一前提。因此，这一“仍在”又俨然一个反向立论。 在这一立论中，作者恍若地质勘察式的，随自己的游历而在山河间下钻了几十个取样的探点。诸如吉林的郭尔罗斯草原和长春斯大林大街名称的变迁，山西潞安煤矿集团和普救寺的“西厢记”传奇等等，大小不一，既有有名的景区也有无名的孤岛。而他从这大量勘察样本中看到的，虽有古老文明在商品时代的斑驳变异，但山河本质性的实体，则是密布于岁月中闪烁的人文历史、千姿百态的山水风物、燹火灾难中保存的人心民智……那么，现代“雾霾”下的山河还在吗？当然！ 但这首长诗给人以更深印象的，则是作者面对任何一个书写对象时，几乎都会穷尽所有信息进行取舍打磨，直至一丝不苟地丰满完形。当诗作中涌现出大量这样的诗句：“使庞大的国家机器进入他所设计的怠速运转状态的人/……在历史中把自己的名字/悄然改成大禹——连伟大的孔子/也不得不在伟大的《论语》中给他留出/一席之地：‘禹，吾无间然也’”。你很难不对其中冷僻的文史典籍信息和点化精微的表达感到惊讶。同样深刻的印象，还有整首诗作不无暖意的中性言说基调，它意味着作者已摆脱了偏激的情绪左右，在一个新的精神层面上，与所迎来的无限展开的广阔世界，进行心智健全的盘问与应答。与此相应的，则是更精彩的语言艺术风景。这是以反讽、吊诡等反常修辞于事物穴窍中探取的深层意味，甚至是以刻意饶舌的闲笔，在汉语言艺术密码中点击出的微妙意趣：“铁树开花，其实是古老的文明/承担着被时代遗忘的责任。这世上辈分最高的/裸子植物……在美的洁癖面前呈现出有钙质的/矜持”。更以既莫名其妙又理所当然的意象与句式，呈现出机锋迭出的雄辩：“我的腰间挂着秦始皇未曾用过的/带彩铃的摩托罗拉牌手机”，“现在，我用一串11位的数字/和世界发生关系：/我是13906413357的主人/和它取长补短的隐形奴隶”。 是的，事情正如他面对重庆深山中的“爱情天梯”获得的魔幻性感受：“命运——谁在岩石上敲门/谁就能在树叶上酣睡”，那么，诗歌——谁拒绝用一般性讲述世界，谁就能呈现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 “诗言志”曾是诗歌一个定义性的说法，但它只说出了上半句。历史上一切重要的诗篇，无一不是以对于“志”让人惊奇的“言说”而垂延于世，并为这个定义补齐了下半句。古老的中国诗歌史，就是不断推陈出新的艺术变迁史，而近数十年来，一代优秀诗人对既有诗歌表达边界的纵深拓展，已远非有新诗以来的任何一个时代可比拟。在这一接力性的诗人序列中，便跳动着王夫刚的身影。 当然，我还清楚当代诗歌正在遭受空前的嘲笑，但在这个人人争做意见领袖的时代，且让王夫刚的诗歌替我再多说一句——“没有比嗤笑诗人更不担风险的傲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