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少鸿
    
    《百年不孤》注目于乡绅的百年命运，书写了南方乡绅岑励畬、岑国仁父子乐善好施这一典型的中国故事，再现了民国以来百年的社会现实，奏响了一曲积德行善的道德赞歌。这部小说明显具有史诗性追求，但不是简单的时代政治反映，而是从直接的革命历史叙述转向文化史叙述，把史诗追求深埋在乡绅文化和乡村生活的细节纹理中。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湖南文学往往建构了“别一个”的文学王国，比如湘西作家的创作，从现代的沈从文到当代的孙健忠、田耳、于怀岸、黄青松等形成了一种从文化、诗性角度介入的乡土书写传统。可以说，作为与北方文学相映照的南方文学，湖南文学至少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两个影响深远的传统：一个是沈从文的文化人性小说传统，这个传统更多倾注对人性的深入勘探，呈现乡土中国稳定的文化基因和原始诗意；另一个是周立波的生活史诗小说传统，作家忠实地践行“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写作法则，在宏大叙事和时代书写中蕴含深厚稳固的写实品格。“十七年”期间创作的《山乡巨变》在大的框架上受制于意识形态规约，在细部却洋溢着生活气息，细节描写均来自亲历的生产劳动和基层日常生活，真实传神，具有惊人的细微可靠的写实能力。这两个传统是湖南当代文学创作最切近和最根深蒂固的两个资源，也是湖南当代文学的两个标识。
    从陶少鸿的长篇小说《百年不孤》，可以看到这两个传统的当代反响与集成式融合，出现一种文化书写和史诗叙述相结合的文体类型。《百年不孤》注目于乡绅的百年命运，书写了南方乡绅岑励畬、岑国仁父子乐善好施这一典型的中国故事，再现了民国以来百年的社会现实，奏响了一曲积德行善的道德赞歌。小说借由主人公的人生抉择追溯乡绅家族的道德传统，建构起家族叙事的小说框架。一方面讲述了家族的“创世纪”神话及发家史，另一方面沿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形成了家族内部的反差，融人物命运于时代变迁之中，以家族文化写道德传统，体现了家国同构的叙事理想。这部小说明显具有史诗性追求，但不是简单的时代政治反映，而是从直接的革命历史叙述转向文化史叙述，把史诗追求深埋在乡绅文化和乡村生活的细节纹理中，以叙写中华传统美德和乡绅个人命运在近现代中国百年的历史进程，从而创建了一个现代史、文化史、命运史三位一体的丰富的文学世界。
    小说以时间的纵向推进为主线，兼及重大历史节点上的人事，于细致的叙述中直击人物内心，既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嬗变，又诠释着变与不变的深蕴。作者运用全能全知的叙事视角，讲述了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云和人事变迁，在叙述中自由地进入人物内心，通过个体命运反映了民国以来百年的社会现实，具有历史真实的艺术质感。国义、国安、佩琪三人的生命之舟随时代浪潮起伏不定，因时而变的现实境遇以及此中包含的命定意味引人深思。不同的身份使命造成的复杂命运折射出风云变幻的社会形势：都是年轻气盛之时满怀热血投身革命，国义以军人的神圣使命为荣，抗战中奋勇杀敌，最终在土改中被佩琪检举为反革命致死；国安名义上供职国民政府，为共产党的事业克制内心的情愫，最终遭特务投毒而死；佩琪终其一生热衷于政治斗争，终患老年痴呆症。他们都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出于各自的信念而抛头颅洒热血、默默付出、大义灭亲，他们的人生没有高低、对错之分，细致的内心描写让这些人物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实体，揭示了时代精神与个体价值观的辩证关系，避免了符号化。一辈子坚守乡土的岑国仁与父亲岑励畲则代表了与世无争、恪守仁德的典范，纵使外部环境纷繁复杂、时局动荡不安，也丝毫不会动摇行善的生命准则。岑国仁在革命政变的血腥恐慌中逃回安详宁静的双龙镇，这一“归来”耐人寻味，县长秘书的身份逼迫岑国仁不得不为肆意杀戮的“革命”拟定处决名单，表面上是因内心不安和害怕而逃离，实则象征了良知的觉醒与德善的延续，正是家族精神的感召让“真正的人生之门就此正式开启了”。为了让岑国仁的回归从形式上获得合法性，作者精心安排了开秧门的习俗。一方面，叩拜祖先、神明的仪式之中满载着敬畏之情、虔诚之意；另一方面也为其一生隐忍与承受的退藏态度埋下了伏笔。时代的力量转换着大的社会格局，却似乎始终与双龙镇保持了某种距离，作者由个体视角切入，将双龙镇置于观察的窗口，通过岑国仁的眼睛关注着世事的变迁。
    从文化层面来看，这是一部乡绅命运史。明末清初士人颜茂猷说：“乡绅，国之望也，家居而为善，可以感郡县，可以风州里，可以培后进，其为功化比士人百倍。”岑家的善行义举源于乐善好施的家风，自祖上勤俭发家后，确立了设义仓赈济灾民、捐学田资助学堂的为善传统，承继这一善行的后代与时俱进地成立了育婴会以制止溺女婴的恶习，凡是有困难的岑家都慷慨地予以帮助，躬行着不论身份的友善，例如给土匪马老大保管箱子长达三代之久，国民政府主事期间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粮食，抗战即将结束之时给日本逃兵粽子等。作为“耕读传家”的乡绅，与人为善、躬行仁义是岑氏父子为人处世的原则，“人只能比好，不能比坏，人若比坏，越比越坏”，正是这种仁爱之心与德善之举才确立了岑家的崇高威望。但凡分家、买卖田产、邻里纠纷等，乡亲们都会请岑励畲或岑国仁来评判和调解。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积德行善的文化血液始终流淌着以儒家精神为核心的民族品格。由近现代的家族义举至经济时代的社会慈善，小说借由厚生堂和菁华堂的对比，图解了道德的强韧生命力。灾民的哄抢导致义仓之殇，在这种野蛮的外来冲击下，厚生堂仍矢志不渝地重振义仓，践行懿范而道义永续。相比之下，本是同根生的菁华堂却自甘腐化堕落，从内部展开了自我瓦解而走向绝路。道德经由坚守而得以延续，乡绅文化以其承载的传统美德而取得了存在的合理性，起到了传承与教化的作用。颇有意味的是，父子二人的生命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复性，尤其是被批斗时的表态和寿终正寝的情形，堪称同一场景的复现。地主身份使得岑励畲和岑国仁分别于土改斗争大会和“文革”忆苦思甜大会上接受批斗，恭敬的态度、诚恳的话语、遭受的皮肉之苦如出一辙。岑励畲刻意不戴帽子试探是否有人请他“吃竹桠子炒肉”以了解自己是否得罪了人，得知自己挨打是意外后，他“仰躺在竹椅上，面带笑容，安静地睡了过去”；93岁高龄的岑国仁在做完最后一桩善事后不幸摔倒，沉睡7年之后醒来，得知孙女注册了慈善基金会后“微笑着闭上双眼，这一闭，就再也没有睁开”。同样微笑、安详的遗容象征了父子二人的功德圆满，深刻之处在于，尽管“睡”和“闭”表达了相同的结果，但后者主体选择的意味更强，岑国仁作为双龙镇最后一位乡绅，只有当他真正完成使命之后才愿意安然离去，因此，岑国仁年岁、功德的双重圆满还象征了乡绅文化的完美谢幕。
    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在于不以情节的波澜起伏取胜，而是在平静的叙述中传达了历经沧桑的从容与淡然，在乡村普通人事的叙述中展现个体对生命价值观的坚守以及矢志不渝的传承。《百年不孤》从乡绅父子积德行善的人生中还原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命状态，唤起了渐行渐远的时代记忆，这一切都与平淡自然的叙事密不可分。以现实主义的笔法还原了100年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选取重现生命历程的个人化叙述方式来折射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隐含了平淡简洁的艺术追求，同时，也使得作品氤氲着冲淡、静谧的古典气息。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