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的海外学者，王德威应该是第三代的领军者，他几十年来打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壁垒，将百年以降的所有文学史思潮现象和作家作品（哪怕是一个有文学史意义的不起眼的小作家）都纳入自己研究的视域中，这是我们大陆学者所难以企及的学术态度，如今他竟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上限拓展至明末，如此大胆的举措让我震惊，有理无理另当别论，但是在学术上的刻苦追求令人尊敬。更重要的是，他的视野十分开阔，知识储备丰厚，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和思潮，文史哲各门类的方法与观念，无所不涉，无所不用，这也是一般学者望尘莫及的。就我多年来对他的观察，其学术性格基本上是持重稳健、客观公允的，尽管我不赞成书中收入了与全书价值判断相左的极少篇文章，有些观点也看似激烈，那是因为所处的文化语境的殊异，乃至于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而形成了反差和落差：你以为是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上去批判他的观念，他却是以为自己是站在学理的客观立场上进行“历史的考古”，视其为一种严谨的学风，相比许多一些大批判文风的文章，谁的观念更具有学理性和学术性，学界同仁心照不宣，不言自明。在我与王德威接触的过程中，我反倒以为他的性格在谦和之中少了一些刚烈，甚至有点懦弱。
    前年去美国，又见王德威，在他的办公室兼书房里，得知他正在主编一套卷帙浩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千页之巨的皇皇大著的英文版如今已然问世了，据悉中文版不久也将面世。从德威先生的这篇导言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书的编写宗旨和体例规范，更重要的是，这种具有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代入“世界中”的意识，试图让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正常的世界文化和文学语境的雄心，却是我们国内学者缺少的视界和魄力。我尚未读到全书的中文版内容，但是，就此阐发的观念而言，就让我们这些专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国内学者汗颜，因为我们长期只在狭小的中国文化地理版图中打圈，走不出自我设定的陈腐史学观念之囚笼，也就让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近七十年之中只是在修修补补当中带着镣铐跳舞，往往囿于形式上的些微变化而沾沾自喜。读了王德威先生这篇文章，我觉得有必要将他的文学史观与我们的文学史观进行一次对照，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国大陆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同仁的问题意识，让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让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向世界。
    “哈佛大学出版公司《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近年英语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风潮的又一尝试。这本文学史集合美欧、亚洲，大陆、台港一百四十三位学者作家，以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构成一部体例独特，长达千页的叙述。全书采取编年顺序，个别篇章则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衍生、串联出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显而易见，在进入“重写文学史”的序列中，王德威先生在国内诸多文学史的比对之中，是想进行一次大的“外科手术”的，撰写者是一个“联合国集团军”，各自带着自己的文化基因和密码进入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考察，诚然，这无疑就加大了此书的世界性视域，这种编写人员的世界性元素，可能是当下任何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撰写队伍都不可能达到的组合境界。所以说它“构成了一部体例独特”的著作，我担心的也正是在它无比多声部的优势当中，会不会在“众声喧哗”中呈现出偏离主旨、各自为政的体例和风格的散乱呢？这要有待于读了全书后才能做出判断。
    但是，从这四个维度来看王德威先生文学史编写观念，我们就会知其良苦用心了：“《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借以下四个主题，进一步描述‘世界中’的中国文学：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穿流交错’；‘文’与媒介衍生；文学与地理版图想象。”我想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谈一点浅见。
    采用编年来结撰文学史的方法似乎并不鲜见，但是，将特定的作家和人物“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衍生、串联出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却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把历史的细节真实客观地提纯并放大在“历史时刻”的显微镜下进行分析，由此而显现出历史的斑驳的复杂性，这也许更能够让我们厘清作家作品的原意所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公认‘开端’的1919年五四那一天，又到底发生了什么？贺麦晓教授（Michel Hocks）告诉我们，新文学之父鲁迅当天并未立即感受到‘历史性’意义，反而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率先作出反应。而在官方文学史里鸳蝴派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史的时间满载共时性的‘厚度’，1935 年即为一例。那一年漫画家张乐平（1910—1992）的漫画《三毛流浪记》大受欢迎；曾为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1899—1935）在福建被捕，临刑前留下耐人寻味的《多余的话》；电影明星阮玲玉（1910—1935）自杀，成为媒体的焦点；而河北定县的农民首次演出《过渡》、《龙王渠》等实验戏剧。文学史的时间包容了考古学式的后见之明。1971 年美国加州《天使岛诗歌》首次公之于世，重现19世纪来美华工的悲惨遭遇；1997年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终于理解五十年前、父母深陷国民党白色恐怖之谜。文学史的时间也可以揭示命运的神秘轮回。1927 年王国维（1877—1927）投湖自尽，陈寅恪（1890—1969）撰写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四十二年后，陈寅恪在‘文革’中凄然离世，他为王国维所撰碑文成为自己的挽歌。最后，文学史的时间投向未来。”这些在“历史时刻”中人的特定行为的表现，往往是被我们的文学史所忽略的东西，恰恰就是它们构成了文学史最复杂，同时也是最深刻和最精彩的组成要素。一切本质性的东西往往就是在历史时刻的细节之中凸显出它的意义和作用。而这样的耙梳也许只有王德威想到了，同时，也只有他才有条件完成这样的学术性探究。
    顺便需要指出的是，从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内在逻辑虽然是按照编年史的方法进行的，但是在目录次序上却是无次序状态的，或许这就是“大兵团作战”留下的遗憾，抑或就是作者考虑如何按照问题意识进行文学史的组元方法所致，这就需要读者自行从问题出发，重新在大脑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编年史的脉络来，这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尽管如此，这种将许多杂乱无章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的文学史叙述，的确给了我们许多启迪。
    毋庸置疑，我们首先关注的焦点就是王德威先生们在文学史的断代与分期中的创新观点。近四十年来，国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断代方法已经十分多了，但总是在意识形态之争当中盘桓，而王氏切分法虽然诡异大胆，却也让我们看出他跳出五行举止背后的深意来了。“《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很难不注意书中两种历史书写形式的融合与冲突。一方面，本书按时间顺序编年，介绍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人物、作品、论述和运动。另一方面，它也介绍一系列相对却未必重要的时间、作品、作者，作为‘大叙述’的参照。借着时空线索的多重组合，本书叩问文学/史是因果关系的串联，或是必然与偶然的交集？是再现真相的努力，还是后见之明的诠释？以此，本书期待读者观察和想象现代性的复杂多维，以及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动态发展。”基于这样一种治史理念，王德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断代便有了自己的考量。显然，从明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切分法具有很大的风险性，肯定会招致中国大陆学界的许多诟病，不仅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人不会同意，而且那些专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者们也会反对，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溯至晚清，就有了二三十年的论争了，何况上溯到明末？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在一片“现代性”的鼓噪下，就论证了中国明朝政治和经济的巨大现代性元素，文学界跟进，指出生活在明代中叶的西门庆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的现代性元素。我担心这种诟病会不会出现在这本书的评价体系当中。然而，王德威先生们的理论依据是从何而来呢？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学’新诠，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在这‘漫长的现代’过程里，中国文学经历剧烈文化及政教变动，发展出极为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借此，我们期望向（英语）世界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一端，同时反思目前文学史书写、阅读、教学的局限与可能。”就此，我们便可以看出此书作者如此开端的缘由了。之所以上溯至1635年的明末，是因为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杨廷筠（此时杨廷筠已经去世八年）与那个重新绘制利玛窦的万国全图的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与封建正统的文学观念相左，融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以人为本的文学理念。显然，这种追溯的真正目的则是作者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建立在世界格局的大框架中进行考察辨析。将华语文学作为世界文化与文学发展的一盘棋中，才是王德威先生的最终的企图，因为在许多章节当中，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华语文学创作在海外的传播与研究，当然这也是为了突出现代性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是始于明末。
    也许这是受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思维和方法的影响，王德威的历史分期虽然在中国大陆学者眼里有些标新立异，但是细细考察，这种分期法是有一定的内在学理性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资本论》第1卷）欧洲资本主义的影响通过利玛窦和艾儒略这样一批传教士将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传播到中国大陆本土，正好与明代中后期许多试图突破封建思想藩篱的“异端邪说”，如李贽与明末东林党人的一些新思想的传播相契合，形成了尔后史学界将中国最初的启蒙运动归于明末的新观念，其最有影响的当属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中的论断：“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十六、十七世纪之间，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我不知道王德威先生是否也受了这种观念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持这种观念的学者之所以如此，一是能够从历史文化制度的缝隙中发现资本主义文化的启蒙元素，这本身就具有历史新发现的学术价值；二是基于学术研究的世界性视野与格局，将处于并不成熟的、萌芽状态下的启蒙运动也纳入中国现代文化的学术研究范畴内，其思想和方法都有先锋性的一面。我以为，王德威先生主要的考量是落在后者的。因为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置于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同步之中，应该是王德威先生的良苦用心，以文化启蒙为新旧文学变迁与划界的理论依据是有道理的，沿着这样的理路去破解这样的观念，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分期 的大胆和怪异了。不过我还是要有所建议，倘若王德威先生是将这种萌动孕育中的启蒙元素，放在整个文学史的“绪论”当中作为“序曲”来处理，是不是更能让人理解和接受呢？
    而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下限止于科幻小说的虚拟时间的维度之上的做法，我自己却是不能苟同的：“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因为未来不是过去，它不能构成历史，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科幻作品中描写的场景即使就是在将来兑现，它也不能成为当下已经过往的“历史的时刻”。
    但是，这些瑕疵无碍大局，王德威先生这些年一直标举的“世界中”的“华语语系”的主旨就是：“华语语系观点的介入是扩大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的尝试。华语语系所投射的地图空间不必与现存以国家地理为基础的‘中国’相抵牾，而是力求增益它的丰富性和‘世界’性。……‘中国’文学地图如此庞大，不能仅以流放和离散概括其坐标点。因此‘华语语系文学’论述代表又一次的理论尝试。华语语系文学泛指大陆以外，台湾、港澳‘大中华’地区，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华人社群，以及更广义的世界各地华裔或华语使用者的言说、书写总和。以往‘海外中国文学’一词暗含内外主从之别，而‘世界华文文学’又过于空疏笼统，并且两者都不免中央收编边陲、境外的影射。有鉴于此，华语语系文学力图从语言出发，探讨华语写作与中国主流话语合纵连横的庞杂体系。汉语是中国人的主要语言，也是华语语系文学的公分母。然而，中国文学里也包括非汉语的表述；汉语也不能排除其中的方言口语、因时因地制宜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有鉴于本书所横跨的时空领域，我提出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作为比较的视野。此处所定义的‘华语语系’不限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也不必与以国家定位的中国文学抵牾，而是可成为两者之外的另一介面。本书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地，华裔与非华裔的跨族群身份间接说明了众声喧‘华’的特色。我所要强调的是，过去两个世纪华人经验的复杂性和互动性是如此丰富，不应该为单一的政治地理所局限。有容乃大：唯有在更包容的格局里看待现代华语语系文学的源起和发展，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多所体会。”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出，王德威先生是一个十分推崇大中华文学的倡导者，在他的血脉里流淌着的是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反观一些人将他作为右翼学者的靶来抨击，委实是冤枉了一个正直的学者对中华文化和文学有着拳拳之心的善意，因为王德威既不是左派，也不是一个右派，他只是一个秉持着客观公允态度，并且有着中华情结的历史叙述者，为再造中国文学而贡献一生的学人，仅此而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全球现代性论述和实践的一部分，对全球现代性我们可以持不同批判立场，但必须正视其来龙去脉，这是《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立论基础。首先，文学现代性的流动是通过旅行实现。所谓‘旅行’指的不仅是时空中主体的移动迁徙，也是概念、情感和技术的传递嬗变。本书超过一半的篇幅都直接间接触及旅行和跨国、跨文化现象，阐释‘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不同层次的意义。”这样的学术态度恰恰又是与当前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策略是一致的，那我们是不是又得批判王德威先生是政治投机呢？
    将现代性切为近代、现代与当代三个时段的史观来对四百年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行重构，其意义何在？我想这是作者试图把整个现代性进程的历史路径展示给我们看，尤其是在其萌动期的状态是如何呈现的，由此而在历史的环链中找到作家作品的位置，这当然是值得注意的历史问题。而我们更关心的却是现代性产生过程中的许许多多至今尚不能解决的问题和症结所在，这种困惑才是我们共同急切关心的真问题，所以，王德威的诘问才有了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企图讨论如下问题：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现代性是如何表现的？现代性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和经验，因而仅仅是跨文化和翻译交汇的产物，还是本土因应内里和外来刺激而生的自我更新的能量？西方现代性的定义往往与‘原创’，‘时新’，‘反传统’、‘突破’这些概念挂鉤，但在中国语境里，这样的定义可否因应‘脱胎换骨’、‘托古改制’等固有观念，而发展出不同的诠释维度？最后，我们也必须思考中国现代经验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改变了全球现代性的传播？”
    毋庸讳言，由于王德威先生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共和国文学情势的熟谙，对几十年来的各种思潮对文学史的干扰了如指掌，他想还原历史的真貌，所以，为了让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还是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近几十年我们越来越明白如下的悖论：许多言必称‘现代’的作家，不论左右，未必真那么具有现代意识，而貌似‘保守’作家却往往把握了前卫或摩登的要义，做出与众不同的发明。张爱玲（1920—1995）在上个世纪末进入经典，不仅说明‘上海摩登’卷土重来，也指出后现代、后社会主义颓废美学竟然早有轨迹可寻。陈寅恪曾被誉为现代中国最有才华的史学家，晚年却转向文学，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构建了一套庞大暗码系统，留予后世解读。论极左政治所逼出的‘隐微写作’（esoteric writing），陈寅恪其人其文可为滥觞之一。就此我们乃知，当‘现代’甚至‘当代’已经渐行渐远，成为历史分期的一部分，所谓传统不能再被视为时空切割的对立面；相反的，传统是时空绵延涌动的过程，总已包含无数创新、反创新和不创新的现象及其结果。”好一个“卷土重来”，好一个“隐微写作”，以我之浅见，王德威所要表达的观点则是：无须用左右去划分作家，只有现代性才是衡量一个作家价值观的标准，他们与文学史的构成关系是靠着自己的才华和现代性价值理念发生，以此为文学创作的资本而融入“世界中”的。张爱玲的“上海摩登”自不必说，而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隐微写作”却是叩开了那扇文学如何影射通往现实世界的大门，让我们望见了陈寅恪“软性”创作彼岸的风景所在。
    王德威先生一直强调这部文学史的“文”，用我们通常的理解，那就是“文体”，讲究多文体介入文学史，当然可以大大地丰富文学史的内涵，这种做法在大陆有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中亦有呈现，但是像他们这样大规模、集成化的植入，却是不多见的。“目前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类范畴多集中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报道文学等。《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尊重这些文类的历史定位，但也力图打开格局，思考各种‘文’的尝试，为文学现代性带来特色。因此，除了传统文类，本书也涉及‘文’在广义人文领域的呈现，如书信、随笔、日记、政论、演讲、教科书、民间戏剧、传统戏曲、少数民族歌谣、电影、流行歌曲，甚至有连环漫画、音乐歌舞剧等。本书末尾部分更触及网路漫画和文学。”其“文”的考量则是“为文学现代性带来特色”，这一点我倒是觉得有点牵强，如果说是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更有趣味性的文类，增加了全书的生动性，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任何文体都可以有现代性元素与符码的文本可供选择，比如一幅照片，一个器物，都有可能带有那个时代的先锋性和现代性，如此一来，这部著作在数量上的叠加便会十分可观，变成了一个无穷无尽的无边的现代性了。
    “其次，本书对‘文学’的定义不再根据制式说法，所包罗的多样文本和现象也可能引人侧目。各篇文章对文类、题材、媒介的处理更是五花八门，从晚清画报到当代网上游戏，从革命启蒙到鸳鸯蝴蝶，从伟人讲话到狱中书简，从红色经典到离散叙事，不一而足。不仅如此，撰文者的风格也各有特色。按照编辑体例，每篇文字都从特定时间、文本、器物、事件展开，然后‘自行其是’。夹议夹叙者有之，现身说法者有之，甚至虚构情景者亦有之。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制式文学史叙述大相径庭。”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那么王德威先生所说的“制式”便是“体例”，也就是说主编放权给各个章节的撰写者，充分发挥他们在阐释文学史时的想象，将自由叙述的空间放大至极致，这一点是我们的文学史绝对做不到的，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中文版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我无法想象的是“夹叙夹议叙述者有之，现身说法者有之，甚至虚构情景者有之”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史书写样态。如果说夹叙夹议我们还能理解；那么‘现身说法者’必定是参与过文学史进程的作者自己的故事，如此一来，这就带有了“散文随笔”的文体的色彩了；最让人讶异的是“虚构情景者”，此乃小说笔法，我实难想象这样的文体样态的嵌入，会对文学史的构成起着什么样的意义与作用。毫无疑问，这种大胆的尝试，也许会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阅读兴趣，像《万历十五年》那样引人注目，但它是否能够成为一部信史，可能尚需历史的检验，一切尚有待于中文版中的表述为准，那时也许会让我们的治史观得到颠覆性的改变。因为王德威先生对此的解释的确是让我怦然心动的：“众所周知，一般文学史不论立场，行文率皆以史笔自居。本书无意突出这一典范的重要性——它的存在诚为这本新编《文学史》的基石。但我以为除此之外，也不妨考虑‘文学’史之所以异于其他学科历史的特色。我们应该重新彰显文学史内蕴的‘文学性’：文学史书写应该像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文本的自觉。但我所谓的‘文学性’不必局限于审美形式而已；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判断或欣赏，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必须不断被凸显和检视。唯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者们以不同风格处理文本内外现象，力求实践‘文学性’，就是一种意识的‘书写’历史姿态。”文学史的撰写也强调其“文学性”的“书写”，这样的理念打破了大陆文学史干巴巴的、程式化的编写模式，用生动的语言进行“再创作”，跳出枯燥灰色抽象的理论思维的藩篱，用鲜活生动形象的感性思维去叩响文学史那扇沉重的审美大门，固然是十分有意味的形式探索，然而它能否获得人们的认同呢？尤其是许多学者的赞许，可能尚得经过多次历史的验证，我也说不准它的生命力会有几何。但是，我却坚信文学史的写作不能墨守成规，用鲜活的文学语言去阐释学术问题，应该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题中之义。
    无疑，王德威先生主编的这部文学史是有着许许多多的亮点的，最重要的是对我们大陆的已有的几千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构成了一种挑战，从思想到内容，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参照和深思之处，从中我们肯定会大有受益的，因为他的编写思路的开阔和另辟蹊径，是让我们在反思大陆几十年来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时有着很大启迪的，因为我们缺乏的正是一切尽在让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回到“世界中”的跨文化传播的视野：“因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刻意敷衍民族国家叙事线索，反而强调清末到当代种种跨国族、文化、政治和语言的交流网路。本书超过半数以上文章都触及域外经验，自有其论述动机。从翻译到旅行，从留学到流亡，现当代中国作家不断在跨界的过程中汲取他者刺激，反思一己定位。基于同样理由，我们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以汉语或非汉语创作的成果也给予相当关注。”
    当然，王德威先生所提出的许多尖锐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我们的编写史中有着禁忌的话题，我们不能说出，但是，作为海外学者，他们有发言的权力，作为学术的讨论，我们也不妨作为一种参照：“《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希望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作为人文学科的建制，做出反思……牢牢守住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新中国持续深化‘文’的概念不仅得见于日常生活中、也得见于社会、国家运动中。因此产生的论述和实践就不再仅视文学为世界的虚构重现，而视其为国家大业的有机连锁。文学无所不在。”显然，这里所指的“文”就不是文体形式的问题了，而是指意识形态的问题，如果我们闭目塞听，永远绕开这个话题，那我们的文学史就永远是残缺的，也是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总而言之，一部当代文学史是难以与意识形态脱钩的，如果一味地回避，就会像安泰那样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一样荒唐。
    尽管王德威先生的有些文学史理念我们早就意识到了，但是我们不一定就能够实施，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王德威在他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中体现了：“归根结底，本书最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或狭义的‘诗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现。通过重点题材的配置和弹性风格的处理，我希望所展现的中国文学现象犹如星罗棋布，一方面闪烁着特别的历史时刻和文学奇才，一方面又形成可以识别的星象坐标，从而让文学、历史的关联性彰显出来。”这将是一部什么样的文学史鸿篇巨制呢？我们拭目以待！
    文章本应该打住了，但是，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学术问题需要赘述几句，因为王德威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也谈及了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流传甚广的夏志清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于1961年，迄今为止仍然是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专书。尽管该书遭受左派阵营批评，谓之提倡冷战思维、西方自由派人道主义以及新批评，因而成为反面教材，但它‘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的作用却是不能忽略的事实。将近一甲子后的今天，夏志清对‘执迷中国’的批判依然铿锵有声，但其含意已有改变，引人深思。在大陆，作家和读者将他们的‘执迷’转化成复杂动机，对中国从狂热到讥诮，从梦想到冷漠，不一而足。而在台湾，憎恶一切和中国有关的事物成为一种流行，仿佛不如此就成为时代落伍者——却因此吊诡的，重演‘执迷中国’的原始症候群。”无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此书尚在坊间地下运营的时候，我们就从复印本中汲取了它的学术营养，它为几代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户，尽管它有着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但是，它至今仍然不失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述，你尽可以从学术和学理层面去进行商榷，甚至批判，但千万不可再借助意识形态的棍子将他置于死地，我们欢迎那种指出此著中许多硬伤的做法，那是提倡学术严谨的好事情，比如指出史实上的错讹，甚至用词造句上的错误，这都是正常的学术批评范畴内的指谬。然而，若是用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衡量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就脱离了正常的学术批评的轨道。正如王德威先生所言，夏志清这样一批海外学者的“中国情结”还是十分重的，他们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传播，皆是为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世界中”不懈努力的结果，我们千万不可做那种亲者痛的事情。让这些“执迷中国”学者的学术思想在大陆本土的传播也占有一席之地吧！
    就在前几天王德威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词最后还呼吁：“扩充我们对华语世界的憧憬！”这个憧憬只能靠一批从事华语语系的汉学家来完成吗？那么大陆本土的学者的位置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做这样的工作，还要去诟病“闯入者”的他者的学术努力，我们还能对得起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吗？我们自己可以禁锢自己的治学，我们有什么理由和权力去阻止一批人热衷于从事对中国大陆与海外华语语系文学的研究呢？
    学术是开放的，即使我们不可百家争鸣，也应该宽容他者的学术自由。
    让历史作出最终的评判和裁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