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星期前刚给《文学报》写过一篇谈文学批评的文章，大意是不管怎样，批评家最后总要说出自己对作家作品的价值评判，否则就是鸵鸟政策。老生常谈，贩卖常识，在惯于浑水摸鱼的人们看来，大概也是非常不知趣的多管闲事。但这么想，就这么写了，管不了许多。
     现在又被《文学报》勒令谈批评，似乎被“文学批评”四个字套牢，怎么也磨不开。在话题不断翻新的“微时代”，这也真狭隘固执得可怜。但没办法，还得接着谈，并非我特别喜欢，也不完全因为《文学报》的勒令，而是觉得既然吃文学这碗饭，有时总不免要谈谈批评。就像农民，见面问过“吃了吗？”往往就只剩下高雅的文人所谓“共话桑麻”了。不然你要他们干什么呢？
    话虽如此，总还想说点新意。这就是文人和农民的区别。吾乡农民笃实（当然也可以说没出息），怕折腾，认为只要境况不更坏，每天如此就好。否则就是不安分。文人不然，我虽农民出身，但性质已变，固然不敢美其名曰“创新”，但好歹总想折腾一番。
    闲话少叙，且看这回究竟能否折腾点什么新意吧。
      批评的必要性无需多说。但细究起来，也颇难说清楚。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未必。早有读者抱怨，不看批评还好；看了批评，脑子未必会弄乱，但失去阅读的新鲜感是肯定的。我自己每看一部新作，也尽量不敢先看关于它的批评，更不敢轻信时下流行的“腰封”上那些个吆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偶尔还要写点批评呢？帮助作者更好地创作？也未必。作家听批评家的意见决定怎么写，这跟读者被批评家的意见左右着看作品，一样不可能，也不合理的。果真发生这种事，只能是作家和读者的不幸。
    作家像一棵树，长在那里，适应了一方水土，你跑去左摇右摇，甚至要它挪窝，会有利于树的生长吗？这种折腾，有百害而无一利。
       鲁迅时常抱怨批评，他说过：“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他甚至说，“在中国，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都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显然他是看批评的，但看过之后觉得很不是味道，这才有对批评的不敬之辞。他劝青年作家：“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第八条，就是“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他还老老实实招认：“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
    请注意，鲁迅抱怨的是“那时”的“批评界”，并非真的抹杀批评。关于批评，他也说过许多正面的话，不是专门有过一篇《我们需要批评家》的杂文吗？我想他无非是希望中国的批评尽早成熟，“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他劝作者不要看批评，是劝他们不要过于看重乃至迷信批评，这样会失掉无论好坏的批评或有的借鉴作用，“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不让批评家们任意践踏自己的大脑。
    作家太看重批评家的意见，鲁迅也举过例子。比如他十分惋惜“五四”时期的老作家杨振声，说杨写《玉君》，“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这并非孤例。茅盾写《子夜》，听瞿秋白的指导，让吴荪甫失败后强奸老妈子，不是传为“佳话”，双方因此都很没面子吗？杨振声、茅盾是现代名家，瞿秋白和杨振声周围的“朋友”也都是高人，他们尚且如此，岂不值得我们稍微想一想吗？
    许多作家在专门为他们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气色凝重，埋头书写。我有想，该不是装模做样，打发无聊吧？果真如此倒好，否则可就令人担忧了。
    我这样说，似乎宣布了批评的死刑，认为批评全无必要，毫无价值。其实不然。
     批评是有必要，也有价值的。这必要和价值，我以为首先是针对有批评意识的批评家同行，间接地也包括有批评意识的作家与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首先是为了让批评界同行和读者、作家之间通过批评，相互砥砺，增进彼此的批评与反思的能力，并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和作家的创作。
    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在 增进批评意识而非指导阅读和写作的意义上发表意见，或倾听别人的意见，批评的必要性和价值就显示出来。只要人类还关心文学，还因为关心文学而愿意彼此交换意见，并从而构筑起有形无形的批评的平台，就总会有批评这回事，总会因为批评而有益于彼此的心智发育。
    先说读者和作者。如果缺乏批评意识，他们读了批评，要么完全拒绝，刀枪不入，要么照单全收，全无鉴别。这就不是拿批评当批评，而是当圣旨，或者当毫无意义的疯言疯语甚至恶意诽谤。
    批评家同行也一样，如缺乏真正的批评意识，就不会虚心倾听各种观点，从中获益，而只会党同伐异，听到相同意见就点头称是，引为同道，对不同意见就皱眉头，甚至以为在打自己的脸，赶紧明察暗访，看对方有无险恶动机或幕后黑手。
    没有批评意识的作者和读者固然不少，没有批评意识的批评家也很多。我自己经常就未能免俗。所以我觉得，批评家首先要对着有批评意识的同行、读者与作者说话，就像足球运动员只能跟足球运动员踢球，不会找排球、乒乓球、手球、曲棍球运动员、扔铁饼者或泰森去比试。
    足球运动员找准位置，跟另外一组足球运动员比试，自然就会有非足球运动员买票去看，或蹲在电视机前欣赏，因为专业球员和各种各样的观众之间围绕足球有一个交流平台，那就是足球竞技的“门道”、“艺术”、“美感”，至少是“刺激”、“热闹”和“体育彩票”。
     文学批评亦然。批评家用长期专业训练建立起来的批评话语和套路谈论作家作品，把作家作品放在他们相对熟悉的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全局中“评衡”（徐志摩称批 评家为“评衡家”），非批评家的作家、读者也感兴趣，尽管他们不会用批评家的话语、套路和方法去思考，去发言，但他们觉得这也有点意思，就像场外观众觉得双方球员在绿茵场上争抢一只足球并不是发神经病。
    批评跟文学有关，但不限于文学，它通过谈论文学，频频指向社会、历史、群体、个人、思想、感情、想象、语言、见闻、经验、智慧。只要人类还在乎这一切，那么，对于和这一切有关的情智活动之一的文学批评，就不会完全漠不关心。
    批评的功用，首先不是要给作家作品发奖，给他们在图书市场吆喝，给他们在文学史上提前确立某个地位，而是通过批评活动，增进批评界同行、作家、读者的批评与反思的意识，从而为一个时代的整体文学运动略尽绵薄之力。
    试想，如果没有批评，只是作家无声地写，写，写，读者无声地读，读，读，一个时代文学的批评与反思意识就显示不出来，更断乎不可能在这样无声的读写之间有所增进。那将是怎样一个局面？
    所谓批评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明白自己的功用，指的就是这个。
    但也有前提：得认真批评，大家才爱看，水平如何倒在其次。就像足球运动员得认真踢球，如不讲规则，不讲技巧，平时也不坚持锻炼，哨子一响就下场乱踢，甚至踢黑球，旁边教练还吹黑哨，再热心的球迷也不爱看。
     然而即便如此，就像受到愚弄的球迷一样，读者也不会因此完全放弃批评。他们可能被刺激得自己也“批评”起来，像愤怒的球迷从场外扔臭鞋子，或扔过之后再认认真真写一点书评。许多精彩的足球评论就是在扔过无数次实际的或心目中的臭鞋之后写出来的，网络上许多姓名在文学圈里很陌生的作者的好书评，恐怕也是这么写出来的。
    “界外高人”于是诞生，他们越多越好，既有益于同在“界外”的普通读者与观众，也能让“界内”批评家、作家、足球评论员、运动员、教练和官员醒醒脑子，帮助他们获得批评和反思的意识，各自找准位置，都别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