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李佩甫的小说，尽管常有基本主题、基本人物谱系、基本叙述结构的重复，有时甚至有相同细节在不同小说中反复出现，但每次阅读，都能感受到他对中原大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以贯之的、真诚炽热的情感。他以多情对大地和大地上的万物，于是他累积了来自大地万物这样那样的、厚厚的“疼”：曾经的池塘一片干涸，他疼；一张苍老多戚的脸从身边经过，他疼；一段乡人无告无依的故事进入耳朵，他疼……他在《生命册》里写：“树疼吗？我替他疼。”这些“疼”，化为了他文字世界里最感染人的魂魄。
    写这部《平原客》时，他心里一定也有难以抚平的感慨唏嘘与疼痛吧？《平原客》是有原型的，原型就是2005年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的雇凶杀妻案。吕德彬的老家是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与李佩甫算是老乡。时隔十来年后写他，李佩甫想追问的是命运。命运莫测，何以至此呢？
    小说里的李德林与案件中的吕德彬，人生经历基本类似。李德林是梅陵人氏，留美归来的博士，国家首席小麦专家，农业部专家组顾问，先是担任“农科大”副校长，后来升任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可是，他的婚姻却将他一步步逼到了人生的死角。他的前妻是农科大的老师罗秋旖，城市生活的背景和习惯让她与李德林生活习惯邋遢的农村父亲难以共处，与李德林的老乡们隔膜很深；每一次因父亲或老乡闹矛盾，李德林都以“投降”来换取家庭和平，可每一次“投降”，都是一次伤害与疏离。不久，两人离了婚。孝顺的李德林托学生刘金鼎（后来成了副市长）找了个农村姑娘徐亚男做保姆来照看父亲。姑娘对老父亲伺候周到，做老家的家常饭得心应手，让李德林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温馨，他索性将保姆变成了妻子。可是，成为妻子后的徐亚男一下子夫荣妻贵，长期的卑下突然高大上，农村背景的她没有与新身份相适应的教养和能力，很快变得蛮不讲理、偏激、颐指气使、动辄撒泼，甚至因为李德林的出轨而时常殴打、审讯、威胁他，这让李德林陷入更大的后悔、难堪、苦闷，还有无法解脱的绝望。终于，他和刘金鼎密议并实施了雇凶杀人，可惜，很快就被中原神探——绰号“刀片”的赫连东山侦破。很快，他和刘金鼎，还有所雇二凶，被执行死刑。
    他在哪里走错了路呢？李佩甫在小说中感叹：“如果他知道他的未来就是一个杀人犯的话，他就犯不着远涉万里，去美国读博士了。杀人还用苦读么？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他如果没有当副省长，而是一直做个小麦研究专家，会怎样呢？人生到终点，他才深深读懂了自己的心意，他“最喜欢一个人坐在麦地边上，点上一支烟，默默地坐着，倘或说这是在与小麦对话。那是一种心碰心的、无语的交流。是呀，坐在麦地边的田埂上，脱掉一只鞋（他喜欢穿布鞋），把鞋垫在屁股下，光出一只脚丫，用脚趾去蹭田埂上的热土，闻着小麦或青涩、或甜熟的香气，就那么默默地坐着……这是他人生最惬意的时刻。”
    可人生之路怎么走，好像由不了他。不知道“是谁有这么大的力量，一下子就把他套住了”。当一段世间的故事尘埃落定，当一个生命的背影渐行渐远，那命运之河从发端处流淌而来，行走一路的曲折蜿蜒就格外醒目。站在小说文字的边沿看李德林、徐亚男、刘金鼎、谢之长、赫连东山等众多人物命运的河道，我们发现：原来，人不是自己长成了这样，是被赋予成了这样；我们的生活，也不是自己过成了这样，而是被安排成了这样。而这一切，不知何时悄悄开始，不知何时悄悄变化，“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头发白的时候也没有……”
    这样看，李德林、徐亚男、刘金鼎、谢之长、赫连东山等，终此一生像什么呢？中原大地在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吗？“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是啊，人海茫茫，车流滚滚，谁又不是‘客’呢？”寒来暑往、春夏秋冬，坦阔而广袤的中原大地默默地养育着所有来到她怀抱里的生命，每一天每一秒都有来的，也都有去的。
    生命就是这样吧？来世上一遭，做一次过客？“那只蝴蝶，卧在铁轨上的蝴蝶，它醒了么？说实话，我不知道。”人如万物，也如蝴蝶，出生就卧上铁轨，会向什么方向飞、会有什么危险、会在哪里终止？自己不知道。
    以前，李佩甫写小说，常常以积攒多时的情绪为叙述驱动力，他不由地会在字里行间发大力、飙狠劲儿，不由地就让强烈的表意需要拘禁了人物们的自我伸展。可是，《生命册》时，在大主题、大结构与过去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他还是尽可能地让自己去贴合人物，贴合他们的处境、性格、心理，贴合他们人生的河，并随之顺流而下，尽可能让他们自身呈现自身的丰富性。因此，阅读《生命册》的时候，社会性、时代性的大变迁外，“命运感”也不时在心头浮起。这是他本着自己观察思考的变化，为写作突破有意做的调整；这种调整在大主题、大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看似不醒目，但事实上，这是他写作过程中发生的大转变，他将这转变延续到了《平原客》，并将持续性地影响他以后的写作。
    因此，将《平原客》置于李佩甫的创作序列里，这小说才可能显示出不一样的意义。
    或许，《平原客》会是一个分界？是为结束，是为开始？
    借着这样特殊而典型的素材，《平原客》明明就是在探讨人的命运：人的出生和命运，人的性格和命运，人的遭逢和命运……那些过往小说中的社会性、时代性主题已经在文本里退为其次了，但李佩甫还想抱持着，以增大小说的思想内涵，他甚至还想延续以往的主题表达，再增一点新的砖瓦以衬托高度。他说：“我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也可以说是一部‘人民批判书’。”“从某种意义上说，腐烂是从底部最先开始的，可以说是全民性的。”可被他解放了的大部分的人物，更多地想诉说的却并非这些。这是一个信号，他开始进入新认识、新状态下的写作，已经不是旧思想体系可以装得下的了。说实话，我真的怀疑:植物与土壤的生成关系，已经被他发挥到了自己的极致，再往下挖掘，又能出哪些新呢？在新态势下，反倒不如索性转变就大幅度地转变，清空原来太常用的经验，把过去的思维也换个方向，看看会出现什么。
    近几年来，李佩甫心态放松了许多，他常念叨着要到处走走看看，写些随笔啥的，那会是怎样的文字呢？想想，心里就充满期待。
    【作者系郑州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