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背景里，是通过文化视角的表达颠覆了政治视角固定模式。而且，是从小说内部进行的冒犯。
    这是一个多梦的年代，也是一个回忆的年代。梦想是一种展望的方式，也是对未来的回忆（科幻小说已提供了这种回忆）。然而，面向过去的回忆，则是一种怀旧。
    怀旧是人类的基本情感。当我们怀旧（其另一个词是反思）时，要么我们已衰老，要么现实出现了缺陷。近两年，我频繁地见识文坛回忆上世纪有激情有活力的八十年代，相当多的话题集中在“先锋文学”。不久前，雷默和我与马原邂逅，夜谈小说，我认同先锋文学的核心是小说的方法论的观点。而且，当年中国小说内在的生长已寻求顶开原有的意识形态的“石板”——这使我想到汪曾祺的一篇写点埂豆的随笔（我看是小说，二百余字）。一个老农，连田埂也不让它闲着，当他把豆点遍了田埂，还剩一把，他顺手掀开田埂上的一块石板撒进，过了些日子，他发现石板翘起，一掀，一群豆芽像一片小手托起了石板，于是用了一个惊叹词：咦！
    先锋文学就像豆芽顶起“石板”。记得当年，我也囫囵吞枣、饥不择食地阅读过意识流表现主义黑色幽默新小说荒诞派结构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各种主义打旗号贴标签的小说。像是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先锋”运动，就连小城，懂还是不懂，你不谈“先锋”，就意味着背时。似“文革”中风行一时的打鸡血。短暂的几年里，我们几乎玩遍了欧美半个多世纪的小说方法。其实，当时中国进行时的“先锋”，在别人那里已成了“过去式”。我毕竟经历过“先锋”文学的洗礼。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小说技术，都被玩过了，我们的小说还能怎么玩？
    当我们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掀起的“先锋文学”浪潮（我总觉得像一场小说运动），我发现，这种回忆有一个盲点。
    马原、残雪、格非、孙甘露等作家没有被动员而不约而同地形成的“先锋”现象（我不把余华、苏童圈在其中），其实是顶开石板的文学潜意识，共同探求怎么写。
    历史是被发现的。对于小说而言，被发现是通过文本的被阅读。我从小的阅读，是有什么吃什么。《林海雪原》《红岩》等红色叙事，《艳阳天》《金光大道》以及样板戏，建立和强化了我的阶级斗争观念，好像到处都有“敌人”。我没有意识到什么被省略被遮蔽了。只是在偷窃所谓“封资修”的可怜的禁书时，略微感觉偷食“禁果”的好奇：还存在着另一种小说？改革开放前后，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的小说相继“被发现”：过去怎么像不存在一样呢？怎么会被遮蔽得那么不留痕迹呢？
    
    而先锋和笔记（我将其先锋文学与笔记体小说简约为符号式的两个词），一开始就并置出现，伴随着我的文学成长，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先锋”反复被发现，成了现在文坛的一个热议话题，但“笔记”被淡化了。这里有个视角问题，我们怎么发现（看待）先锋和笔记对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确实，与“先锋文学”群体相比，汪曾祺以及阿城，那一部分笔记体小说（阿城有一批精短的笔记体小说），势单力薄了。我还得谨慎判断随后的“寻根文学”与其某种亲缘关系。但是，汪曾祺注重的是：写什么？
    小说应该有一种姿态：冒犯、颠覆。毫无疑问，马原等先锋文学和汪曾祺等笔记体小说，各自用自己的方式颠覆了此前主导的文学。只不过，先锋文学凭借外力（主要是翻译过来的小说），从“怎么写”颠覆了过去的“怎么写”（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汪曾祺的笔记体小说，是启用传统（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法），从“写什么”颠覆了过去的“写什么”（宏大叙事）。均有开创性价值。对此，我还惊奇过：小说还能那样写？
    现在回忆，先锋文学“形式就是内容”，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的一个启示，是外国的小说方法与本国的现实土壤的有机融合。我想，先锋文学的昙花一现，主要原因是，移植小说形式之花，颠覆的同时，根系没有扎入丰沃的现实土壤。像文学的“二道贩子”？
    汪曾祺小说，则深深地从中国现实的文化土壤里拱出。而且，是以温情温和的姿态，颠覆了那个时代的霸道的文学习惯。如果从影响角度来观察，那么汪曾祺的持续影响更为绵长。
    汪曾祺拥有许多“粉丝”。这并不意味着小说观念的“落后”。尤其针对当下许多小说精神“苍白”、故事“空转”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写什么”比“怎么写”更为要紧。写什么和怎么写至今仍是困扰许多作家的问题。阅读墨西哥作家安赫莱斯·冯斯特尔塔（穿裙子的马尔克斯）《大眼睛的女人》时，我欣喜地发现，为什么汪曾祺和安赫莱斯背靠背，没通气，却都采取同样的小说方法：笔记体小说。
    当然，《大眼睛的女人》没有打出什么文学旗号，但是，安赫莱斯给38个女人赋予了最合适的表现形式，颇似汪曾祺的笔记体小说——内容本能地获得了贴切的形式。这有待比较文学去研究。
    考量一种流派或一位作家在文学史层面的意义和价值，在过去、未来和现在的维度上，一是颠覆性，也就是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新意，二是影响力，也就是持续地滋养着后来的作家。
    汪曾祺的小说兼有两者。他用温和的颠覆开启了中国小说的一扇别致之门，并且，他用温情的表达，潜流般地影响了中国小说的走向。
    我也是八十年代的亲历者。现在，我把“先锋”和“笔记”置于同一等量的价值。但是，汪曾祺小说的价值在我们的回忆中是个盲点。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不能“择食”而被动阅读。汪曾祺小说中的小人物，则相当于“文革”前被批判的“中间人物”。小人物一旦被批判，就在小说中隐退，把位置让给“英雄”。而且，汪曾祺写小说，像拉家常，还谦逊地说：我写了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有真切的了解和深切的感情。汪曾祺小说是旧瓶装新酒，激活了古典笔记体小说的方法来表达他熟悉的生活。
    汪曾祺自在从容地用他的方式，从文化视角切入，颠覆了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政治视角。其实，同时代的伤痕文学也是采取政治视角。汪曾祺的小说中的文化视角，无意之中，穿越时间，融入了当代的世界文学。因为，冷战结束，两极的政治视角淡化，文化的视角已成为当今世界小说的主流。
    现在，一般读者回忆，汪曾祺开了一代文风：表达日常生活中人物的趣味、朴实，写出了人性中的“灰色地带”。当时，汪曾祺这种写法弄得编辑很为难：你敢发表我的小说吗？
    
    以近些年被许多作家、评论家频繁谈起的《陈小手》为例。汪曾祺几乎用一半的篇幅写接生风俗，大户人家，一般人家，生孩子怎么请接生婆，写出了一幅接生文化的图景和格局，然后，引出主角：陈小手。叙述像一张网，先撒后收。撒得开收得紧，那是一张风俗文化之网（其中包含礼仪文化），落在网中的是陈小手。汪曾祺注重往小里写：陈小手的小手。在老娘为主导的接生文化里，男性的小手是个异类。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才请他。陈小手不在乎文化的歧视。小说里写了他的从容淡定。
    “联军”的团长不得不请陈小手。团长蛮横霸道，要他大人小孩都得保住。但团长仍讲究礼数：摆酒席、付报酬。可是，送陈小手上马，团长从背后“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而且，打死了恩人陈小手，团长觉得怪委屈。团长异常在乎：我的女人，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
    陈小手“活”了别人，自己却“死”了。俗话说：知恩图报，善有善报。这种因果链就此断裂——被颠覆了。
    团长作为男人的这种占有欲，中外小说都存在过，这是人性中的阴暗，是宠爱的一种极端表达。
    我多次听到几位作家或评论家欣赏《陈小手》，用的是政治视角去解读：团长的封建意识在作怪。
    这种政治视角解读小说，我也常常领教过。有一度，翻译过来的欧美小说，译者在前言或后记中会提醒中国读者：这位作家难免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过了多年，我意识到，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怎么捡起“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来扣？况且，我家庭出身还是贫农。出身贫农也没经历过贫农的生活，当时，还以“贫”为荣呢。回忆过去，像分析文本或素材，要找出其中的深度，许多人还是采用政治视角。汪曾祺独特之处就是使用文化视角。
    同一个文本，同一种记忆，常常出现不同的解读。教育专家蔡栅栅在介绍分析中国、日本教科书中的鲁迅《故乡》时，就颇有意味。两国设置《故乡》的教学目标，差异明显。中国关注的是大，用大词，而且是政治角度，人与政治的关系，强调的是对待过去；日本重视的是小，用小词，是人生角度，人与环境的关系，突出的是对待当下，是被当作活用性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范例来对待。
    对比两国对《故乡》的不同教学目标，蔡栅栅说：如果说经典是能够照出当下的存在，那么课堂上的《故乡》，就是一个活血的经典。解读汪曾祺的小说，以其价值，也有个“能够照出当下的存在”的问题。
    当我们指出联军团长的封建思想根源，以为找到了小说的深度。但是，小说要落在当下，这种政治视角的解读就“隔膜”了。尤其“80后”、“90后”，不知“封建思想”和自己的存在有什么关系？人性有着恒定性，常常超越视角、制度、国界、民族，这叫普适性。汪曾祺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放在八十年代的背景里，是通过文化视角的表达颠覆了政治视角固定模式。而且，是从小说内部进行的冒犯。
    最近，我在一次小说讲座里，被问起对《陈小手》的叙述视角的看法，结尾一句：团长觉得怪委屈。问者认为是否多余，这是个判断句。
    《陈小手》的叙事是全知全能的视角。开头就是：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用的是复数：我们。直到写来了联军，第二次出现“我们”——这个“我们”是见证者又是叙述者。其实，“我们”处处隐在字里行间的背后。
    结尾这一句，终于以判断的姿态“显露”：团长觉得怪委屈。怪这个词，很传神，人性之怪，扭曲了。可是，有的作家认定是“封建思想”之怪。我说：这样的视角解读，就低估了《陈小手》。这与选入教科书的《故乡》的遭遇相似。
    中国传统文化里，“我”（个体）隐在，习惯以“集体”（我们）的名义出现。叙述者“我们”与陈小手这个“个人”形成对比。可以体味出叙述的个性风格，其实是“我”在叙述，只是以“我们”的姿态出面，个体微弱，集体强大——有说服的力量。是对过去的另一种“我们”的颠覆。
    所以，“先锋”和“笔记”这两个当年文学的符号，均有着颠覆性质的意义和价值。当“我们”重新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图景，汪曾祺以及阿城成了盲点。1985年汪曾祺如是表达：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大冲决。可见汪曾祺的清醒，就是过去的小说有问题了。冲决就是冒犯。有些作家在时间的长河里会越发彰显其文学的价值。汪曾祺就是其中一位。因为他是在文学内部有破有立，对过去颠覆的同时，又影响了未来小说的走向。汪曾祺小说不仅仅是他的独特风格，重要的是他那有灵魂的写作。因为，他的小说灵魂在场。灵魂在场是当前我们写作面临的重要问题。
    （配图为汪曾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