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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书华:赵树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人民日报 傅书华 参加讨论


    ●五四文学的特质之一,是它继承了以个体生存为价值本位的中国民间传统,赵树理的作品虽然与五四文学在具体形态上有所不同,但在这一特质上是相同的
    ●当前大众文艺质地参差不齐,与缺少赵树理式的作家参与有关,文学教育领域存在类似的问题,指责大众缺乏文学热情的人不少,切实普及文学阅读的人不多
    今天的赵树理研究,主要是在延安文化谱系、现代性谱系、社会主义文化谱系中进行,但我们还可以把赵树理放在民族文化传统价值演化这一谱系中来重新解读。把赵树理置于民间价值谱系中加以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赵树理的史性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民间价值谱系渊源有自,如《诗经》。《诗经》的声音就是建筑在老百姓个人日常生活之上的,虽然后来有士大夫对诗经重新编码,但民间的声音还是得以保存,乐府诗也是如此。譬如《木兰辞》,主人公打仗是为父亲,打完仗也不求功名,而是“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譬如李商隐、杜牧、柳永,他们的笔下多表现个人的喜怒哀乐,士大夫谱系虽对其作品重视程度不高,这些作品在民间却传播广泛,“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再如《红楼梦》,在贾宝玉的天平上,一边是家族仕途命运,一边是个人的情感,贾宝玉更看重后者。五四时期出现社会转型,其内在的隐性的原因是从民间传统出发,是民间的个人本位,从这个角度说,它的逻辑起点是《红楼梦》。如鲁迅所说:一到《红楼梦》,所有传统的写法都被打破了。
    五四时代“人的文学”更多地体现在精神情感形态上,而不是物质生存上,这与当时倡导“人的文学”的主体是知识分子有关。赵树理的创作则更多地表现农民的物质生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的精神情感形态。五四文学的特质之一,是它继承了以个体生存为价值本位的中国民间传统,赵树理的作品虽然与五四文学在具体形态上有所不同,但在这一特质上是相同的。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对赵树理文学作品有了新的理解。譬如,当市场经济带来新的商业文明,当代中国人的个体生存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生存形态和赵树理笔下的世界相距甚远。但是,当我们看清楚赵树理写作的价值站位,看到他是站在“个体生存”这个基点上,我们就会意识到,如果赵树理活在今天,他笔下的个体生存形态一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个体生存形态的价值取向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创作的发展过程中推断出来,譬如他笔下“三仙姑”“小飞娥”“小腿疼”这几个形象的演化。
    可以说,民间价值谱系经五四时代的现代性转换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赵树理是这一价值谱系的现代传人;民间价值谱系是独立的、根系性的,赵树理的创作是对这一价值谱系的延续。从这样的视角着眼,赵树理研究可以把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中国现代新文化及当代商业文明相衔接,从而对赵树理的创作做出更具纵深感的史性定位。
    由此,赵树理精神的现实意义得以被重新发现与凸显。强调用农民喜欢的方式为农民写作、强调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重要性,只是赵树理写作的一部分现实意义。赵树理精神实质是民间性的个体本位。在今天,体现民间个体本位的文艺样式是什么?是网络文化、是微信文化、是电视文化,等等。可能有文艺创作者看不起网络写作,认为网络文学缺乏文学经典性;也看不起电视文化,认为电视文化是精神消费不是艺术享受,微信文化更登不得大雅之堂。然而,网络文化、电视文化、微信文化等强调个体本位的大众文化的确正在广泛、深切地影响着普通大众的精神生活。如果赵树理生活在今天,他不会轻视用电视、网络、微信这些新载体进行的文艺创作,这就犹如他当年所看重的通俗故事、地方戏曲、民间曲艺等文艺形式在当时也是不入新文学的法眼的。对此,赵树理说得很清楚:“没想进文坛,而是进文摊。”
    当前电视剧的艺术水准良莠不齐、网络文学质地参差不齐,微信公众号的内容鱼龙混杂,与缺少像赵树理那样的大作家参与其中不无关系。从事纯文学写作是一种人生向度,这是金字塔的塔尖,但许多优秀作品的读者群比较有限,而网络、电视、微信等新型个体本位的文艺样式的影响力则是数以百万计——文艺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出现了失衡,这种失衡现象不可轻视。造成失衡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许多文艺工作者缺乏对普通大众文艺接受生态的研究。在文学教育领域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比如,我们不缺少指责大众缺乏文学热情、不读文学经典的人,但缺少为普及文学传播与阅读作出切实努力的人。而赵树理从来不会一味指责农民水平低、看不懂新文学,而是以农民能够接受的语言,借写农民来传达一个时代的新声和对人性的探索。
    推动人们思考作家自身与普通大众的关系也是赵树理的现实意义所在。赵树理的社会地位很高,但他的实际生活状态和他关注的农民的生存形态是接近甚至是一致的。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其生命感受、生存经验就占据了写作的支配地位,正是其生命感受、生存经验与农民的深刻一致,而使其作品得到了广泛的共鸣与认可。我们今天许多作家,其生存形态、生存经验已经同普通大众相距甚远。这样的创作者容易借力某种新观念、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在本质上是观念先行,而这观念又与读者对自己生存其中的现实认知相距过远,所以,既远离大地又远离天空,成为缺乏生命的漂浮之物。
    赵树理研究是一个近年来重新热起来的话题。拒绝强制阐释、强调本土化意义,也是近年来学界常常讨论的话题。在这一框架下,立足本土,从民间性的角度重新认识赵树理,对赵树理研究本身、对面向未来的研究与创作都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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