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区划上看北温窑属于新荣区，在大同市的地图上，只是一个黑点。然而在泄露乡村底层记忆的《温家窑风景》里，这是一块生存的炼狱，是曹乃谦的约克纳帕塔法，它毗邻烂布袋窑，距离矿上（城里）八十里。各色谦卑苟且、平凡伟大的人们在这里挣扎着生死歌哭，演出了并不比呼啸山庄平静的故事，于是我们知道，在乡村的平静之下，其实潜伏着涌动的巨大暗流。
    这巨大的暗流是食欲和性欲对人的折磨。作者故意隐去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性要素在人身上的表现，或者作者认为在前面两个迫切的生命要求解决之前，社会性意识无法植入这些人的头脑。所以他放大地描写生存的基本需求，比如对一个男人来说吃一顿好饭或者仅仅是一顿饱饭，然后有一个女人来解决生理的需求。就是这生命的基本需求，连牲口也要保障的基本权力，温家窑的人们要实现起来却是无比艰难。于是生命的真相在这里表现出极端残酷的画面，比如疯癫比如乱伦比如上吊。
    一、《温家窑风景》——独特语言讲述的独特故事
    温家窑的风景令人惊悸甚至震撼，要归功于故事的内容。然而通过极端的生活画面实现审美功能一般不能够持续，因为它的效果要通过强烈的刺激兑现。当故事的发展到了发疯乱伦自杀的程度，已经达到极致，没有更上层楼的机会。作家王安忆在谈及创作体验的时候，曾经明确地说过写小说第一个要不得的是非常态的故事：“将人物置于一个条件狭窄的特殊环境里，迫使表现出其与众不同的个别的行为，以一点而来看全部。这是一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推理过程，可使人回避直面的表达，走的是方便取巧的捷径，而非大道。经验的局部和全部都具有自己固有的外形，形式的点与面均有自己意义的内涵。”①王安忆认为缺乏生活必然的逻辑支撑，独特的故事以其偶然性致胜，但是这偶然性只能属于唯一的故事，却不能作为写作的常态来发展，是在细节处做文章，却失去了生活常态的哲理性追求。以趣味代思考，是一种受限制的写作歧途。
    那么曹乃谦笔下的温家窑风景到底是为什么经由“小道”而备受推崇呢？如果仅仅是因为独特的故事内核，那么惊世骇俗的小报应该比温家窑风景更具观感，所以关键的因素并不仅只在故事层面。
    世人知道曹乃谦是因为他被诺奖评委马悦然认为最有可能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曹乃谦作品对他的震撼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身为瑞典人的马悦然竟开始用雁北的语言来进行书面化的表达。既然模仿是最隆重的赞美，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马悦然的真心实意：“我简直不能懂为什么大陆的文学评论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曹乃谦的作品。……他是一个单纯地立身在农村里的作家，他的耳朵很灵便，他会把农民的语言搬进他的小说里。我自己认为他的文学艺术成就非常高。我最大的希望是曹乃谦的小说在台湾出版之后，大陆的出版界会发现他是当代最优秀的中文作家之一。”②深深理解曹乃谦语言风味的马悦然将其归入沈从文这一流，并用当年沈从文给自己的名号加冕在曹的头上——乡巴佬。
    马悦然推崇曹乃谦的创作是因为农民原生态的语言，而另外一个被曹奉为知己、贵人的老作家汪曾祺，他则看好曹乃谦作品的故事形态：“小说的形式以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朴素、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简直就是简单，像北方过年夜会上卖的泥人一样简单。”③汪曾祺认为曹乃谦的文本形式已经回归到一种原型式的简约，如同符号一般，是可以以生发出其他意义的“元”形式。从汪曾祺谈创作的文章人们能够看到这两个人的文学观念非常接近，所以一见如故互相支持理解，甚至跨越年龄成为知己。汪曾祺穷其大半生的创作经验，年轻的曹乃谦却一下子就抵达了。
    谈及沈从文先生指出写作的正道——写景不能用成语，汪曾祺非常赞同，并延伸为写景写人都不能用惯用语：“必须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用成语写景，必然是似是而非，模模糊糊，因而也就是可有可无。”④曹乃谦确实做到了语言的陌生化，通过的是使用他自己的母语——雁北方言。另外“把作者的立意点出来，主题倒是清楚了，但也就使主题受到局限，而且意味也就索然了。小说不宜点题。”⑤很平常很浅显，甚至有些庸俗的为文道理，在创作中确实很管用。曹乃谦的小说从不点题，甚至还刻意掩藏题意，如同海面上只露出一角的冰山，那巨大的根基真相在水下。感性的材料，若不是具备逻辑上互相推进的作用，反倒容易影响文本的浓萃。多头线索也分散了语言的纯度，使得白描的效果被稀释。所以看曹乃谦的小说，读者只能依据一点草蛇灰线的指引，然后用心琢磨，最后好像知道了一些不该被知道的真相。不过这真相并不能够确定，还需要继续到其他的组合篇目里面去推理印证。
    二、曹乃谦创作中的“轻”与“重”
    综合上面的两个原因，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期待视野——曹乃谦到底写了怎样的农村生活。首先一个方面就是在极端的生活环境下，人们基本生存触目惊心的本相。不过这个本相其实很容易穷尽，因为思想和主题如同不动产，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已经被开发殆尽。那么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则是与内容相一致的独特形式。曹乃谦采用了当地的方言进行写作。结果是形式与内容的叠加效果，一加一大于二。即在不可描述的内容的上，以一种几乎是失语式的简单来表现其巨大内涵，惜字如金的效果超越了喋喋不休。
    谈到用方言写作的好处，曹乃谦这样说：“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写起来省事，用不着费脑子看编个什么美丽的花哨的词，好让人说我多有文化。”⑥同时他又表达了对方言写作的自信和优势：“我创作的源泉永远不会枯竭，我的素材水库永远是满当当的，溢来溢去的。我不发愁没个写上的。我想写的东西很多，而我又写得很少，很慢，至死也写不完。”⑦
    可就是在这次问答中，曹乃谦这样描述的自己创作过程：“别人写小说就像在做绢人，做完一个又一个，做完西施做貂蝉。我不行，我写小说就像是在生孩子，慢，一个人一辈子能生几个孩子呢？”⑧同时他又不无傲娇地说：“石头蛋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颗。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有这种精品意识。龙生一子打天下，猪产一窝拱墙根。不在于你是否多产，而在于你是否优生。反正我的看法是，那些石头蛋蛋还是不出品的好。”⑨确实如此，曹乃谦的作品从数量和密度上都未形成规模，这也是他践行自己的精品原则的一个表现。
    初一看来，曹乃谦作品的生产过程应该是那种行云流水般顺畅的挥洒。因为语言用的是信手拈来，而且绝对贴切饱满，不可替代，所以不用煞费苦心来雕琢；故事素材和人物又都是自己经历过的，活生生留在记忆里。只需要像萧红写作《呼兰河传》一样，将不能忘却的东西记在这里就大功告成。
    可是矛盾的是曹乃谦又大倒苦水，说自己写作如同生孩子一般艰难，写得很少，很慢。不同于前面的自信和骄傲，关于自己写作为什么如此费时费力，曹乃谦没有留下解释。而这留给读者去发现的海面下的冰山，就是本论文需要探究的问题，并就此论及温家窑故事的意义和价值。
    对写作者来说，如果有驾轻就熟的独特语言，又不缺寻常见不到的精彩故事，那他还愁什么呢？他为什么会有矛盾呢？问题从表面看，是语言的轻与叙事的重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曹乃谦直接用方言写作，这是一个比较讨巧的方式，但是又不幸地闯入了王安忆的禁区：“风格性的语言是一种标记性的语言，以这标记来代表与指示某种情景。它一旦脱离读者对标记的了解和认同，便无法实现。所以，风格性的语言还是一种狭隘的语言，它其实缺乏建造的功能，只能借助读者的想象来实现它的目的，它无力承担小说是叙述艺术的意义上的叙述语言。它还是一种个人的标记，向人证明这就是某人，它会使人过于强调局部的、作为特征性的东西，带有趣味的倾向。”⑩如果王安忆讲的都是创作的阳关大道，而曹乃谦恰恰是要走一条陌生的小路。语言在通行的社会里，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权力，甚至是意识形态。当固着为既定表达系统后，便形成了自动的编码传输解码过程，表达者和接受者都可以很轻松地领会其意义。这样的简便快捷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这样的语言缺乏创新性，而语言的创新实际关乎到生活世界的创新，“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11如此重要的意义，使得创新如同一只狗将作家们撵得吁吁带喘。语言的创新成了一道道围墙，需要努力去翻越。而曹乃谦创作的轻就在于他使用了自己的语言，轻松跨越了这道限制。
    结合具体的文本我们来分析一下曹乃谦写作的矛盾所在——轻与重的互文。轻，首先指文字的数量规模，开篇是不到一千字的小说；轻，同时也指味道即所谓的莜面味——没有雅致的结构没有华丽的辞藻。重，首先是不动声色的白描后面那触目惊心的事实，往深处探究则是轻描淡写表达出来令人窒息的对人的不在意。《亲家》一篇，从听到毛驴发出的信号，黑蛋担心的事情终归是来了，什么事情呢——亲家来“搬”了。在汉语里“搬”通常接的宾语为物体，比如搬家，比如书里后面提到的板女说会计往家里搬白面。而在温家窑的语言系统中，亲家来接女人，用的动词就是“搬”，女人如同一个物件，无主体的意识和选择之意。读到这里，从语言的层面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可是就算是懂得雁北方言的人，到此刻也不清楚亲家来搬什么。作者如同一个老练的悬疑故事讲述者，让读者进入欲罢不能的分析中。于是隐蔽在语言后面那个迟滞的疑问，变成了分量很重的东西。读者本能地知道作者在与自己做智商的游戏，所以前者很愉快地应战了。后者又不失时机地推出新的材料：黑蛋本来担心但是亲家真的来了，他又如释重负，因为从此可以接受现实而不用担心，担心是一种悬置，非安定状态，对于长期处于农业生涯的人来说，很不好受。他索性破釜沉舟，当女人还试图躲躲闪闪的时候，他以一定的勇气痛快地道出了两家关系的本质——横竖也是个那。于是读者隐隐明白，那是个什么真相了。比较下，女人显得不愿意说得那么透彻，那么直接——也就是承认并接受现实是那么的不堪。她一直试图回避此事件的真正原因及本质，于是她尽量做到若无其事，以掩盖她对此种关系的不安，矛盾的是她竟然对当下的状态还带有点莫名的期待。
    “黑蛋女人低头出了院，眼睛不往谁身上看，去掏鸡窝。……
    黑蛋女人低着头接住毛口袋，眼睛不往谁身上看，进了窑。……黑蛋女人的眼睛不往谁身上看，在地上做这做那的做营生，还顺便听两个男人说话。”
    简单顺畅的描述，在不断地重复中深化读者的认知，使阅读体验非常轻松。作者以白描的方式提取出来事件发展的关键点，意在营造一种回环或者是回声的效果，用单音制造出复调的效果，使故事及人物的心理层次不断递进。文法中的所谓“含藏”，以及书法中的“藏锋”，都是制造以退为进效果的方式。
    这些说不清道不明失面子的尴尬，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混乱，甚至有评论者认定是乱伦关系。如果抛开那些不实在但是拘束人的观念，现实的衡量还很必要，正如黑蛋私下里思量的那样：人家少要了一千块钱，就顶是把个女子白给了咱儿。所以他尽量安慰自己接走就接走，反正一年才一个月。生活在温家窑的人们顶着生活现实的压力，精神意识的维度普遍缺失，这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幸运，如果现实的具体压力下，再加上精神的枷锁，不知道生存将是一幅什么景象。
    比较而言，女人的态度具有多义性。从常理上推测她对现状应该是抗拒的，因为这种不合常情的分裂对女性是一种伤害。在具体操作上，作者不去写女人的心理活动，也不去写女人的态度反应。因为对于曹乃谦来说，人物的心理衍生都算是二手材料，是作者间接地通过既有经验对角色真实心理的模仿，而作者的权力不在虚构而是仅只给出故事形态。于是我们在这短短的一篇中尤其短的结尾里面，读出了短促之外的悠长意味。当然作者并不着力表现黑蛋依依不舍地送走了亲家和女人（对比亲家带女人回家的急迫）这个场景，从而让读者推导他与女人之间的伉俪情深。
    “黑蛋瞭见女人那两只萝卜脚吊在驴肚下，一悠一悠地打悠悠。”通过生活常识来推理，这一句白描泄露了女人深层次的心理——她不排斥这样的状态，甚至有些喜欢。因为她放松的姿态反映了真实的内心状态，或许她想到自己可以得到一身新的衣服，或许她在设想自己客人兼女人的全新身份。被深深掩藏的是女人的非自主意识状态，或者说作为一个人，她并没有明确的认知状态，而只是从现实的表层出发对环境做出反应。作为一个人她悲哀地处于前意识状态，更不要提话语状态了，所以自从亲家进入家门，她再未吐一字。
    温家窑的人们对于男女关系的认识，停留在与生活现实直接关联的层面上。这在柱柱家的身上，老黑女身上都有所体现。柱柱因为生活的艰难决定和弟弟朋锅，这个新的生活形式转变的关键点在于柱柱的女人，即柱柱家的身上。她是这样思谋的：“驾不动辕就配个拉套的。养活不起孩娃们就找个朋锅的。这没有啥不好的地方。拿我家来说，朋锅实在也是挺好的事。首先对小叔子他就挺好的，省得他棍着。再就是对他哥也好，省得他养活不了这一家家。这事对孩娃们也好，要不咋能够捏起那三孔窑房？末了来说，对我也不能算不好。顶多就是个闲不住。”温家窑女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并无尊严之类的意识。它仅仅是一个需要物质来填充的壳子，如果能够维持温饱，吃穿对身体都是享受；如果不能，那身体就是一个包袱。而对男人来说，身体给予他们的是更大的煎熬，所以羊娃、二兔、老银银都想在歪脖树下逃离这个负累。
    面对村子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穷，穷得总有一些男人娶不上老婆的事实，老黑女像一个拯救者，她将身体这个对自己而言并无特别意义与价值的东西，做成了方舟。如果套用刻板的理论，会批评她缺乏对肉体尊严的认识。不过就是这个对肉体缺乏认识的人，却不知道从哪里积攒了慈悲。就算是在这些男人都死了后，老黑女还是在施舍着：“一到年三十黑女就偷偷地烧些纸钱，把他们都请回家里，大家伙儿一块儿共家家，朋锅锅，吃点儿喝点儿，在家里暖暖和和地住住，住到正月十六再把他们送走。”
    黑蛋与亲家、老柱柱和弟弟、村里的穷光棍们共用一个女人，用当地话讲叫做朋锅。简单的朋锅两个字，意义高度浓缩。朋，指朋友，友好关系的人与人互称，不分你我；锅，能指的是做饭吃饭的用具，所指的是生计。共同来生计，这就是朋锅的意思。朋锅需要的代价是身体，解决的是生计。
    《女人》只讲述了温孩如何收服女人的简单过程。至于女人为什么只是哭，不肯和温孩好好过的原因，作者讳莫如深。在后面的故事里，我们有接收到一些温孩女人的信息：她无奈接受了现实中的婚姻，但是试图在既定限制中寻找一点突破。《三寡妇》给村民们留下的印象是雪白的身体，她如同当年出逃时唯一携带的那把剪刀一样尖锐犀利。《锅扣大爷》一辈子居无定所放浪形骸，遮掩的竟然是一往情深。《贵举老汉》这个单身一辈子的老光棍，在他无声无息的劳作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秘密。
    曹乃谦努力表现出一种轻松的叙事姿态，如同他所描述的就是生活的原生态，不需要改装。然而在这“若轻”的背后是“举重”，他试图通过轻描淡写来突出那种骇人的沉重，这样的反差是制造文学效果的一个利器。所以有的评论者说曹乃谦的方言叙事反倒有文人的味道，说的就是他的刻意：“赵树理虽然说他的方言用得不是很多，几乎大多是普通话或者是我们的白话，但是你可以在作品里看到赵树理是一点架子都没有的。但是曹乃谦不是，他虽然是在用方言，但是在用一种文绉绉的、让人感觉很文人气的语言在叙述。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么来的，但是我能感觉它绝对不是土得掉渣的那种乡巴佬式的用法，他在语言上有许多诗性化的追求，他在用这种诗性化的追求在整合方言的运用。所以我不是很赞成把他放到赵树理那一个序列里面去。”12这位评论者说不清道不明的就是曹乃谦将方言转化成为一种有韵律的歌谣甚至是骈文，从而在形式上取得了诗性的审美效果，而这种格律对应上古拙的方言，更放大了其作用。
    作家王安忆对《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曹乃谦的某些小说精致却天衣无缝，平白如话又讳莫如深，乡情郁郁古风淳淳，将小说做到了极致。……由于这些片断的过于完整与独立，它们虽然小巧，却依然完满地走过了一个圆圈，首尾衔接得很好，没有留下一个缺口做下一次循环，而成为一个上升的螺旋。”13
    三、地方性语言写作的多重可能及意义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地方语言如果原封不动地搬到书面上来，就像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手法，那可以作为一种形式的试验，却不能成为艺术创作的常态。创作需要作家的参与，它需要作家以独特的语言为依托，幻化出创造性的效果来。通常人们会自动对陌生化的语言产生新奇的审美趣味，这是语言自身的魅力所在。孩童本能化地对不同的语言敏感地学舌，并以此为乐。文学的本质依托是创造性的语言，如果故事是小说的本质追求，那些惊世骇俗荒诞不经的新闻报道足以完成。真正作品的价值是在独特的审美效果上，而且这审美效果只能通过语言传递出来。所以就算故事再离奇曲折，没有与内容相一致的形式，都不能算是成功的作品。重中之重的语言效果，是曹乃谦在特殊的内容之外着力营造的中心。
    原生态的农民的语言，而且是地域性的农民语言，一方面可以表现为独特性，同时也很容易造成阅读上的障碍。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方言写作会限制读者的范围的问题时候，曹乃谦这样不客气地回答：“不在乎，能理解就理解，理解不了就拉倒。”14曹乃谦作为一个地方作家，他有足够的热情和本能对人们认知语言的能力有自信。这个问题就像问一个东北人爱不爱吃四川菜一样，不是问题。他在一篇散文中提到和汪曾祺交往的一个细节可以辅助回答：“我不会讲普通话，说的是带有应县腔的大同话，但汪老完全能听懂我的这种话。就连我不注意时说了地方方言，他也能完全听得懂。”15身为作家，汪曾祺对语言葆有巨大的热情和理解力，他能够敏锐的品评出曹乃谦的作品是“莜面味儿”，当然这是一种独特的地方风味，很别致，很新鲜。
    作家刘震云在谈及文学的语言时候这样区分地方性语言和通用性的标准语言：“汉语在语种上，对创作已经有了障碍。这种语种的想像力，就像长江黄河的河床，其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沙化了，那种干巴巴的东西非常多，生活语言的力量被破坏了。……一个作家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无非是对一个语种的想象力负责。”16对于此在的现实环境与标准普通话有距离的作家来说，如果写作需要一个传输并解码再重新编码的过程，当然比不上直接使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以地方特有的生活真实，配合地方特有的描述语言，这样的创作当然更接近文学的本质。方言虽然属于口语，但是保留了很多文言和白话的成分，所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国人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根脉，能够形成理解互通。作家张炜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方言才是真正的语言，文学写作从根本上来说还不能依仗普通话，因为它是一种折中过的语言。”17地域性的语言，通过反拨规范书面语的既成秩序，形成鲜活具有冲击力的创新样式，以此表现地域性的生活，使得民间的权力获得提升，规范语言的权力是一种文化的塑形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原生形态的活生生的表述丢失了。所以地域性语言的发现并文学化，也间接作用于民间濒临失传的文化传统。
    语言对于创作主体的存在价值更加重要。“从根本上讲，方言写作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试图改变‘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底层世界的代言方式，试图在叙事者与被叙事者之间寻找新的关系存在。……方言是一种民间立场，但既不是同情式的，也不是启蒙式的，而是同在的，与那里的人物、环同在。因此，方言写作不仅仅是在字、词、句使用语、土话， 而是作家思维方式上的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作家以‘是’，而不是以‘看’的身份进入所描述的世界，进入这一世界的生命轨迹与喜怒哀乐中。”18因为“一个人最熟悉，理解最深，最能懂得其传神妙处的，还是自己的家乡话，即‘母舌’。”19经由语言的纹理析出乡村记忆的脉络，这是文字的意义和价值，更是作家的职责。
    这样看来，乡土味莜面味只是曹乃谦创作的表层意旨，他真正致力于的是语言与形式叠加的审美效果。独特的要饭调配合上触目惊心的民间现实，于是非常具有地域风情苦寒的雁北，在他的笔下呈现出粗粝狰狞的美，当然它不是秀丽怡人的清新之气，而是一种锥心的沉重压力，在普遍娱乐化的轻佻现实面前，显出了崇高的价值。
    注释：
    ① 王安忆：《写作小说的理想》，吴义勤主编：《王安忆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② 马悦然：《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③ 汪曾祺：《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
    ④ 汪曾祺：《小说技巧常谈》，《汪曾祺小说经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⑤ 汪曾祺：《小说技巧常谈》，《汪曾祺小说经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⑥ 曹乃谦 ：《答〈北京日报〉记者问》，曹乃谦：《温家窑风景三地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31-132页。
    ⑦ 曹乃谦 ：《答〈北京日报〉记者问》，曹乃谦：《温家窑风景三地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33页。
    ⑧ 曹乃谦 ：《答〈北京日报〉记者问》，曹乃谦：《温家窑风景三地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30页。
    ⑨ 同上。
    ⑩ 王安忆：《写作小说的理想》，吴义勤主编：《王安忆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70页。
    11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页。
    12 邵燕君等：《曹乃谦：“中国最一流的作家”？——关于曹乃谦作品价值和定位的讨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3 王安忆：《故事不是什么》，《漂泊的语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347-348页。
    14 曹乃谦：《答〈北京日报〉记者问》，《温家窑风景三地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32页。
    15 曹乃谦：《知遇汪老》，《温家窑风景三地书》，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16 刘震云：《在写作中认识世界》，林建法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17 张炜：《方言是真正的语言》，《南方都市报·副刊》，2011年8月3日。
    18 梁鸿：《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论阎连科小说语言兼谈一种写作精神》，《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6期。
    19 汪曾祺，《小说技巧常谈》，《汪曾祺小说经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