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好了线，他将风筝停在自己的手背上，略略举高。风筝如一只巨大的白蝶，微微翕动翅膀。文笙只默然立着，似乎在等待什么。忽然一抖腕，撒手出去。那风筝先是迟疑似的，平平飞了一程，忽然如得了命令，昂然跃起。‘好风凭借力’，扶摇直上，浮动在还算净朗的天空中。”[1]
    这是《北鸢》里惊心动魄的一段，卢文笙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围困，情急之下，他想起儿时用风筝传递信号的经历，制了三只棉纸风筝放飞天空，利用丝线牵引，用风筝时疾时徐的顿挫将莫尔斯密码发给了援军。用心的读者会觉悟，这解救战事的纸鸢，其真实性有待考究，而作为小说名，则更多的在隐喻层面铺展意义。并非净朗的历史的天空里，何为纸鸢，它又如何凭着时代的风势解救了匍匐在北方大地上的人群，解开这一文眼，便可读出作者的着力。
    “格物”与日常的民国
    葛亮的《北鸢》写作历时七年，以非虚构的家族传记迄始，最终走向了虚构，沿着卢文笙和冯仁桢两人的成长、并最终走到一起的轨迹，铺写卢家、孟家、冯家几个山东大家族的颠沛与浮沉。但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留于文本内的密实饱满的民国生活肌理，都为小说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在场感，文本的字里行间显露出的拟真的民国质地，将先在日常生活层面还原出一段民国史，如葛亮自己所言，“一时一事，皆具精神。”[2]
    冯卢两个氏族关涉的人员驳杂，波及的社会面向众多，于是鲜活的民国生活情貌便在小说里俯拾皆是。大的政治经济变动，往往以故事的背景出现：直鲁联军持镇一方的政局被北伐军破势，文笙的姨夫、直系军阀石玉璞被杀，依靠石玉璞的裙带关系坐上盐区监管的文笙舅舅孟盛浔因而下野，这些都只在作者的背景交代与人物对话中被呈现；跌宕浮沉的政局之下，各类新的社会建制则会将镜头推近一些来观察，日军进驻襄城时作为中方军民“避风港”圣保罗医院，天津的耀先中学，日方投降后外国人留守经商的上海虹口“隔都”，都有着更为具体的人事。而更考验作者功力的，是那些用细细的工笔勾勒出的日常生活：卢文笙一岁时的“抓周”，冯仁桢爱吃的“永禄记”点心，文笙的父亲卢家睦接人待物的儒商之道，文笙亦师亦友的毛克俞携妻于杭州开设的苏舍里改制浙菜与杭菜，考究的旗袍花色，繁缛的祭孔典礼，从人情礼俗至穿衣饮食，无不下实实的功夫点将出其内里的民国气味。
    先不在情节处，而在生活的质感上，葛亮造出了一个民国。他称自己这样的功夫为“格物”：“建构历史是靠想象还是对史实的忠诚再现？其实都不是，我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在场者，这种‘格物’令我可以比较自然地进入到在场者的角色。”[3]为了让小说呈现出民国的实感，葛亮做了大量的文献查阅与访谈工作，写了150余万字的笔记，这甚至让小说带上了非虚构与纪实的“光晕”。无论是那些带有史料性质的作为背景出现的政治经济变动抑或社会建制，还是作细致描摹的日常生活，这些被“格”之“物”，皆出于深厚的史料钩沉。陈思和在小说的序言里即言，“《北鸢》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民国野史。”[4]在阅读的实际体验里，这些历史的砖瓦，出没于虚构叙事的字里行间，确是召回了一种浓郁的民国生活情境。由材料招致历史情境的感知，葛亮一直精于此道。如同他在写第一部长篇《朱雀》时，要在“纸上留下南京”，以想象的人文景观留下一座城曾经的精神面目，这次的作者，是要在纸上唤醒一个日常的民国。
    “归命”与德性的民国
    《北鸢》自然不仅只有家族的日常，轮流叙写冯卢两家的民国命运时，小说还牵连出政客、军阀、商贾、画师、家仆、伶人、流亡者、革命党等几十余个角色，行文至具体的人物处，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便灵活地调整视角的聚焦点与焦距，既侧面关照，也进入人物的知觉心理，于是人物皆有了自身的行为逻辑，并在时间的绵延里实践、自证，每个人物背后都有着多元而复杂的力量的灌注，作者的着力点正在于描绘大时代中的人如何在多元的各个新旧传统中选择、背负，以成为自身，是“大浪淘沙后的沉淀”，是“在时光的罅隙中渐渐认清自己”[5]。
    作者葛亮的“沉淀”，在小说里即是几经转手，最后由叶师娘打开的木匣上的“归命”二字，它几乎带有谶语的性质：人人的行为逻辑都有一个内部的自我生长过程，人的“自我”并非一开始便设定好，而是循着生命的路径，以此看清各自的宿命，在世界上完成自己。以此来看冯家里冯仁珏与言秋凰两位女子的从容赴死，则可理解其对自我运命的体认。
    1
    冯仁桢的姐姐冯仁珏是一位左转的女学生，她作为地下党党员为组织收集药品、传送密函，而她赴死的动机似乎不仅在于对革命的忠贞，更多的来自于对共党党员范逸美的同性情谊——仁珏的行动被日本军官和田润一察觉并搜查冯家宅邸时，她以令人惊异的能量与胆气护住了一条毛裤：
    当和田皱起眉头，心中抱怨部下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时，他看见冯家的二小姐仁珏，突然冲上来，将士兵推到在地。她从刺刀上扯下毛裤，捧起，紧紧地抱在胸前。同时间，眼睛里放出寒冷如冰雕的光芒。她额角的青筋，起伏的胸脯，都与方才判若两人。[6]
    这是冯仁珏为范逸美织了很多天，最终没有送出去的毛裤。和田润一即刻要将仁珏带走，仁珏将那条红毛裤捡起来，掸了掸灰，很仔细地叠好，放进残破的包袱里，打上一个结。她将包袱挎在了手肘上，对和田说，走吧。[7]
    和田润一对于仁珏的勇敢是不可理解的，他“在这个女孩的脸庞上，看到了一种他捉摸不透的东西。她的反应，不符之前的诸种想象”[8]。仁珏的镇定，来自她“得其自”，然后归于命。儒学传统里，“知命”是达成君子的必要条件，《孟子·尽心上》言，“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划分正命与非正命的标准，在于是否“尽其道”，即是否尽“人道”。如若在符合道德原则的前提下尽了人事，便可安心自承其果。和田不可理解的仁珏，即是其“顺受其正”之后的安心。
    轰然的现代革命不可理解一颗从容的古典内心，它在后者的演绎之下变得舒缓、偶然而不可控，抑或说，它被一种古已有之的人世的常情消解了。同样类似的，还有言秋凰的赴死：作为伶人的言秋凰心中只有唱戏二字，为此她拒绝了嫁与冯明焕，得知被日方带走最后自杀于狱中的冯家二小姐冯仁珏是自己的骨肉时，她答应了共党地下组织的计划，做了和田润一的姘头，以伶人的方式将其刺杀，为亡女雪了恨。如此，人物的行为动机变得日常化与人情化，革命则时时被个人情感的旁枝错节所挑动、加入而改换了路径，这都提醒着读者，《北鸢》的民国，是一个古典的、民间的民国。
    2
    人物古典气的精神内核，还可见于小说中个人与时代的关系选择。毛克俞、卢文笙和冯仁桢三人与时代的角力，恰有逐次激进的态势。毛克俞是文笙的老师，他受叔叔陈独秀的影响，明了“峣峣者易折”的道理，选择了归隐、恪守，与时代风云隔离，他未追随走上革命之路的挚爱，并最终钟情于开餐厅以研磨新的菜式。与之相反的，冯仁桢则认定了姐姐冯仁珏的路，不顾反对去了仁珏曾上的杭州大学，积极地参加了杭州的学潮，面对文笙的质问，执拗倔强地回复，“我和我姐，原本并没有不同。”[9]
    而卢文笙则介乎两人的选择之间，他被抱养于儒商卢家，儿时的他因为日军进驻襄城而随家外逃，阅尽惨绝的乱世之相，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即走上抗日的战场，而被郁掌柜带回家中，则又在婚姻与生意的事情上遵从于母亲昭如的安排。在这不同的应对时代的方式里，作者显然更垂青于卢文笙的选择，他展示了一种与时代和解的能力，也即文章开头所写的那只拯救了战事的风筝，所象征的传统处世伦理。
    卢文笙自小爱放并善放风筝，在两次与叶雅各的对话中，他道出了风筝的秘密：放风筝，“就是顺势而为”，风势即时势，总不可“拧着它的性子”[10]，然而风筝毕竟有一线牵连，“势”也就“还有自己的一份”，还有一条“主心骨”[11]。卢文笙是这样既可顺时势而上，闯进历史的天空，也可匍匐低还，顺应丝线的旋动。个人与历史、家国，于是有了周旋的余地。
    传统社会里周旋暧昧的群己关系，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来解释。人伦，即“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2]。理想的儒家伦理以“己”为出发点，顺着一轮轮的同心圆往外推，可达至“天下”，在现实的实践中，则有着修齐治平的实践层次。实践层次分化，道德的范围则可依照现实的需要推广或缩小，公与私的关系则变得暧昧不清，唯一可具体把握的，只有独善其身的“克己”。费孝通带有自省口吻地称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为“自我主义”，而这种群己关系的“模糊性”，则成为卢文笙穿行于时代风云的重要倚仗，成为那只虎头纸鸢的一线生机。
    3
    《北鸢》里传统伦理不仅引导文笙与时代和解，它散落在小说的各处，成为葛亮口中“久藏的民间真精神”[13]：文笙的父亲卢家睦设立粥棚接济旱灾灾民、斥资给画师吴清舫开办学校以砥砺一方国画人才；文笙的母亲孟昭如体恤下人小荷、照顾在逃亡路上萍水相逢的小蝶；长清县卢清泉一家在日军和地方土匪造乱之时，款待并护送跑反的卢家；风筝艺人龙师傅几代人共同恪守一个口头承诺，每年为文笙免费扎一只虎头风筝；“德生长”郁崇生掌柜在大寒晚上站在风雪中以苦肉计威逼卢文笙从部队回家，只为完成孟昭如的托付……这些义行善举，皆可被纳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中。
    小说里的传统伦理，甚至于带有一种“兼容性”，能够对新的政治思想力量与伦理体系进行归化——文笙的中学同学凌佐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很有意味的，凌佐拥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是北伐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三营营长，战死于武昌起义；而其养父则是前清的太监，娶了凌佐的母亲并供养他上了天津最好的中学。凌佐的仇日、赤色与左倾，与亲生父亲不无关系，但他对于太监养父的感情，从仇恨、无情到理解最后一派深情，奔赴战场也携带其“命根”，临终托付给文笙，可见历史底色之复杂，封建余势与新政治规划之下的政党，在现实的民间情境之下达至了“和解”，以至相互供养与支持。在其临终时，凌佐执意要让文笙把太监的“命根”葬掉，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我答应过我娘的，我不能不孝。”[14]人的精神世界，最终仍然落在了传统的“信”与“孝”上。
    如此，吾土吾民的“天赋德性”，儒家伦理残存于民间的忠孝、仁义之心，显然被葛亮目为能够包容民国剧烈变动的一层道德底色，这层温润的道德底色被本质化地处理成历史的真相，无论时代风云变幻行至何处，民间的道义精神，总可承续人们的生存。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北鸢》所回溯、追想的民国，是传统的、德性的民国。因而，小说短句与长句的错落相接，带有着浓重古白与书面痕迹的词语，文本清淡、雅正、内敛、克制的表述，便造就了一种泛着淡黄色的温情脉脉的美感，它与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正相应和。
    古典与现代的论辩
    一个充满了生活气味的日常民国，一个温情脉脉的良善的民国，读者已然接受了这般的历史想象——《北鸢》一书的“战绩”足可证明，上市六个月销售便超二十五万册，豆瓣上三千七百多人的评价，说它是2016年的大众文化“爆款”，不足为过，它显然已经参与了当下大众文化的精神构造。通过塑造一个文化的民国，《北鸢》辗转体认了古典的中国，它的创造与被接受，与作者和读者对当下的体会不无关联。葛亮在访谈中曾谈到反复书写民国的原因：“民国给我们非常多元化的对历史的表现立场和空间。当时的整个社会格局，没有现在这么格式化，每个人都有表述、调整自己的机会，个体和历史之间也表现出介于主动、被动之间的辩证关联。”[15]现代生活的板结与单一，促使葛亮创造了一个文化民国，而古典传统则被征用为一种创造力，参与对民国记忆的塑形。
    在现代情境下对古典精神的怀念，还可让人想起大热的《琅琊榜》，以及在文学圈内引起话题的《陌上》。它们的被接受、被讨论，似乎又与现代进程的乏力态势有关。传统与现代、“常”与“变”的论辩，是现代人永无完结的宿命。眼下的情形，似乎传统又占了上风，以致用古典来阐释现代、包纳兼容现代，在小说里并不单见。除却领略一番作者细腻雅致的文笔，如若说《北鸢》能提示用心的读者思考些什么，那便是这样一些问题：现代中国如何消化传统的遗产？生活于现代的我们，是该用“常”来解释“变”，还是用“变”来阐释“常”？
    [1] 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80页。
    [2] 葛亮：《北鸢·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3] 《葛亮：历史是我的藏身之处》，《南方都市报》2016.9.25.
    [4] 陈思和：《北鸢·序<此情可待成追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5] 葛亮：《北鸢·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6] 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9页。
    [7] 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1页。
    [8] 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1页。
    [9] 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3页。
    [10] 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11] 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0页。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13] 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0页。
    [14] 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9页。
    [15] 《葛亮：历史是我的藏身之处》，《南方都市报》2016.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