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明、宋光智、刘庆元木刻作品《黑白的现代性》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曾经深刻地指出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方面的正确态度：“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文化自信的要求。在海外汉学面前，不能亦步亦趋，也不能唯马首是瞻，更不能奉为金科玉律。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专著，副标题是晚清小说新论。自中文版①2005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学界掀起了一股强烈而持久的传播热潮②，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最为广泛的海外汉学之一。一时间，“现代性”几乎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词，而那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反问式结语，也成了众多学者消解与怀疑五四新文学运动起源的口头禅。
    不过，在细细研读之后，我们却发现该书在价值标准方面，存在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与我国现行的政治观念严重冲突。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深入考察与高度警觉。
    出生于1954年的王德威，早年在台湾的生活岁月，正是两岸隔绝、“妖魔化”大陆的时期。后来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任教，自然也很容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熏染与误导。因而，他对大陆文学，尤其是自五四以来的左翼文艺和社会主义文学，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敌意与偏见，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相比于美籍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③中普遍而赤裸裸的“反共”表述，王德威要节制得多、轻微得多。他比许多海外汉学家都要勤奋、扎实，注重文本阅读，强调文献价值。在这方面，他又要比他的前任、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出许多④。然而，我们仍然要指出的是，在他这本《被压抑的现代性》中，其意识形态的偏见其实是时时隐现，有时甚至是明目张胆。对此，我们不得不予以指出，并加以批判与清理。
    首先，是对马克思的攻击。
    在该书开篇的“导论”中，他就径直指出马克思主义无法构成其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剧烈而庞杂的进化法则，无法由达尔文或马克思来预告；以西方马首是瞻的现代性论述，也不必排除中国曾有发展出迥然不同的现代文学或文化的条件。⑤
    他是在选择该书的研究方法时说这番话的。在这里，他摆出一副貌似公正、客观的姿态，既不相信达尔文，也不照搬西方的现代性论述，当然，更不愿意听从马克思。他打算从所谓真正的文本材料出发。然而，对于近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中国社会实践与文学运动，刻意提出回避“马克思”的研究主张，显然是别有企图。在所谓从实践出发的说辞之中，其实掩盖的是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主张，是明确的反马克思主张。
    说得更为直白的，是在分析晚清谴责小说这一文类时：
    时至晚清，传统的文士已无法维系道德的表象，因而他们的文学实践也被带至同样的谷底。也可能有人采用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认为书写与思考现实的颓废模式，反映出中国封建主义基础结构的崩溃。⑥
    他是在批评以往研究者将晚清谴责小说简单化理解时说这样叙述的的。在这里，他已不是在冷静地谈论马克思，而是直接将马克思主义加上“庸俗”两个字。他不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认可晚清谴责小说的产生，是在当时纷繁、混乱、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而以前大陆学者为什么会作出如此“简单化”的研究？在他看来那主要是因为受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毒害。不得不指出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已经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共识、一种常识。而王德威教授故意反其道而用之，不仅暴露了他在认识论上的重大欠缺，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他对晚清文学的研究与发现，使得这本《被压抑的现代性》问题多多。
    其次，是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曲解与污蔑。
    在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其主线。因而，王德威在这本著作中常常谈到毛泽东，谈到中国的革命运动。然而，他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几乎都充满了曲解。先看两例：
    ……但申讨江青者未必见得更有能力进行历史反思。他们将主席的夫人斥为一个几乎毁灭中国的坏女人，实际重弹了有关国家政治和女人祸水的老调。⑦
    诚如40年代到70年代的社会主义小说所示欲望叙事学最后是以如下的方式出现：民族国家身体的完成乃以对个人身体的压抑为条件，集体欲望的满足乃以私人欲望的克服为要项。迨至共和国成立之际，这一毛氏欲望话语被奉为圭臬，晚清狎邪小说所引发的有关身体与主体性的论辩自此销声匿迹。⑧
    前一段话是在讨论《孽海花》时牵强引申到我国对“四人帮”的批判的。他觉得对在“文革”中作恶多端的江青的批判并不可能引起人们对历史的真切反思，而对“主席夫人“的清算则可能是重蹈了传统的红颜祸水的怪论。对于一个没有经受“文革”之苦的海外汉学家来说，他的论调既暗含了对江青的包容，也是暗度陈仓，将祸水指向了“主席”毛泽东。
    后一段话是对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否定，这里既包括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红色经典，也有十年“文革”。而在他看来，其罪魁祸首都在于“毛氏欲望话语”。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棍子打倒，既简单、粗暴，也缺乏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
    对于中国革命的诋毁与贬斥，在书中也是时隐时现。也姑引两段：
    当然，读者尽可批判李伯元玩世不恭的态度及粗鄙恶俗的幽默。但读者也可留意他先发制人，戳破未来革命史话的策略，这革命史话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甚至要变成神话，蛊惑整个中国。⑨
    共和国初期的小说作品无论被称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还是革命浪漫主义，实际上皆可被视为一种“科学”幻想。它讲述的是各种科学被升华为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科学”（或真理）的故事，是社会主义乌托邦在未来必将实现的故事，虽然这“未来”显得有些可望而不可即。⑩
    前者，他主观性地肯定了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他认为李伯元对当时官场腐败的暴露与揭示，是一种“策略”，是一种对“未来革命史话”的预见，其实根本不符合作者的原意。只能是王德威教授一厢情愿的猜想。而认定百年来的“革命史话”，对整个中国简直是一种“蛊惑”，则应该算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共立场。
    后者，他将“共和国初期”的小说作品视为一个科幻门类，其宣传的马克思/毛泽东思想，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可望而不可即。显然，他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其意识形态偏见昭然若揭。
    第三，是对鲁迅等左翼作家和批评家的否定。
    尽管名为晚清小说研究，而本书实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历程的重新界定与梳理，因而，他常常与鲁迅、“鲁迅从人”、“五四一代”、左翼作家、左翼批评家相对照，并以此为假想敌，时时辩驳、责难。
    例如，在谈到晚清作家不加节制地渲染自己的感情时，认为其文学表现也仍然好于左翼作家：
    鲁迅一代之后的中国作家在处理漫无章法的情感时，并不比晚清人强。这些作家及批评家执著于某一种情感，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歇斯底里的冲动。除了政治激情外，他们没有处理其感情的能力：而一旦有了差错，他们就会怪罪（旧）中国。11
    除了先验的意识形态外，由于他并没有进行具体的作家作品的比较与分析，因而，他的这段话并不能令人信服，而只能让人感到草率与武断。
    这样武断性的判语在整部著作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又例如，他在讨论了晚清“丑怪的”谴责小说后，进一步发挥道：
    “五四”一代为中国现代文学所配备的那套价值观念，包括写实主义小说、社会批判、精英意识、对进步的颂扬，对原初真实的渴望，以及对权力的拜服，竟与维多利亚时代惊人的相似。它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想象力的收束，而非开启。12
    使用了一堆的名词，但却没有深入的展开。到底是写实主义还是精英意识“收束”了现代文学的想像力？到底是在哪个作家、哪部作品中体现“收束”的特征？他并没有说明，更没有深入的分析，因而这段话，除了意识形态，也就没有了学术价值。
    更为严重的是，他有时还对五四以后的左翼作家进行着人格与道德方面的指责。他在分析了晚清侠义公案小说“为王前驱”的主题后，进一步阐发道：
    在批评所谓的封建文学之余，“五四”之后的革命作家所有有意无意使用的正义修辞，甚至流露出《三侠五义》那样的“流毒余孽”。……当中国现代小说与现实中叛逆的“新青年”将其羁傲不驯的个体融会成“万众一心”的集体时，或当他们将个人的意志奉献给不容挑战的意识形态时，历史便会见证一种“反动“主题的阴魂不散。13
    在封建时代，站在卫道者的立场“为王前驱”是一种帮凶的角色，是一种反动；而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当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时，将个人投身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之中，就不是落伍，而是一种进步，一种崇高而光荣的事业。这怎么能说成是反动的封建阴魂呢？
    在此，可能就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是与他的政治立场有关了。
    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曾经深刻地指出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方面的正确态度：“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14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文化自信的要求。在海外汉学面前，不能亦步亦趋，也不能唯马首是瞻，更不能奉为金科玉律。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的学术著作与学术观点在这几十年中被大量地引用与介绍进来。毋庸置疑地，这对于开阔人们的视野，拓展新的学术领域，碰撞与激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具有积极的学术启示价值。然而，在引进与介绍中的许多弊端也接踵而至。在海外汉学面前，国内有些学者丧失了起码的文化自信，表现出严重的精神缺钙，得了本土学术传统虚无主义的软骨病。而西方一整套所谓“普世价值”、意识形态正好乘虚而入，大搞文化殖民。有的还直接攻击、污蔑、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如何公正、客观地评价与整理海外汉学，如何识别与清理海外汉学中的负面影响，如何构建我国本民族自己的学术规范与评价标准，便成了目前学术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与警醒，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与清理。
    注 释：
    ①【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下同。
    ②据清华同方硕、博论文库中检索结果，自2005年至2016年，该图书共被257篇硕士论文和158篇博士论文引用，在同学科图书引用排名中名列前茅。
    ③该书中文译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④关于李欧梵在文史资料方面的“硬伤”与错误，可参见拙文《海外汉学与本土学术自信》，载《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⑤《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8页。
    ⑥《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217-218页。
    ⑦《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128页。
    ⑧《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73页。
    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281页。
    ⑩《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383-384页。
    11《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48页。
    12《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279页。
    13《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374页。
    14《拿来主义》，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