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杨匡汉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出版的专著《古典的回响》，让中国当代文学对接传统与追寻崇高的境界，让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得到有机契合。他还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艺术创新的“三新”，为当代文学家探索着一条通向文学经典的道路。
    杨匡汉是从写诗评走向文学评论道路的，因而他首先是一位诗论家。他对郭小川、艾青诗作的研究和后来写的《缪斯的空间》《中国新诗学》，证明他在诗歌观念更新和诗学体系建构上，走在他人前面。杨匡汉更是一位当代文学研究家。他从诗评、诗学扩大到整个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一名新潮文艺的弄潮儿。然而杨匡汉的理论探求不满足于“新”，也不限于主编《共和国五十年》《九十年代文学观察》那样的著作。他从不关起门来建构体系。即使建构体系，他也十分注重对当下文学的诊断，这诊断有更深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他深知，如今的文学充满了喧哗与躁动，城头不时变幻大王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承受着“西学东渐”的风气之重，因而作家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打破或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让自己的作品对接传统，具有历史文化的维度、生命体验的维度、艺术上达的维度。在现代性的视阈与文学语境中，杨匡汉认为要反对文化的霸权主义，同时要反对文化关闭主义，要抵制文化的极端民族主义。因为这三种“主义”都有强烈的排他性，与海纳百川的胸襟不相容。作者历来鼓励和而不同，并期待时空共享。在《古典的回响·弁言》中，出于对文学的忠诚、对真理的追求，杨匡汉对当前抛弃传统的创作弊端，勇敢地亮出自己的锋芒。有人说，当下的文学批评缺钙，杨匡汉的评论却是有血有骨，有自己的鲜明主体性。他对不良创作倾向进行分析和批评，从而把自己与某些人拜倒在赵公元帅脚下，把批评作为利益交换，作为商品交换的做法区别开来。
    多年前杨匡汉就对文学经典问题发表过意见，认为当下创作的确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在繁荣后面存在着危机，危机就是精品寥若晨星，鲜有经典性的文本。什么样的作品才称得上经典，对于可以上文学史的经典作家应具备那些条件？杨匡汉认为：
    原创的，即对文化/文学发展有建树意义，有较高的认知价值的；“归赵”的，即曾经被遗忘、被埋没的文学精灵，经过打捞而“完璧归赵”的；积淀的，即长时期能受到普遍关注的，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阐释的；“张力”的，即作为华人身份认同的一种文化符号与标识，能以有深度的陌生化形态，体现中华文化经验与人类普适价值相绾结且呈示张力的；艺术的，即鲁迅说的“技巧的上达”……
    如符合上面的条件，那么，在远远近近的华文文学传统中，便可以选出“经典”。杨匡汉这一看法，对当下从事创作的小说家或诗人来说，都可从中得到精神启示和力量，会被上述论述所感染、所激励、所打动，并激发起他们创作经典性作品的潜力和活力。
    有人认为杨匡汉是学者型评论家，其实这种说法一点也不新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带了不少博士生的教授，他当然是学者。但与一般学者型评论家的人确实有所不同，即杨匡汉用的是矻矻穷年的真功夫。读他这部新著，足见他处处勤于独立思考，尤其是他将美学理论引进到文学评论中，使不少见解带有美学的深度，比如他谈新诗学的基础时提出，认为作为文艺学的一门分支，其理论基础离不开哲学，离不开统一与多样大存在的“文学地理”，更离不开“汉字思维”，即它的学科框架不应建立在单纯的艺术技巧上。谈到思想资源，他认为作家的哲学思考应拒绝工具理性，拒绝文而不化，拒绝使命感的失落，需要呼唤人文理性，呼唤重读传统，呼唤民族的自主性和诗歌的本体论。这种“三拒绝”与“三呼唤”，和他论述的美学资源是接轨的。他还进一步引出人文精神的追求，认为文明进步必须有仁、义、礼、智作支撑，视之为创作走出污浊、告别浅薄，获得文字雅洁的必经之路。杨匡汉这种思考与追求，让读者学到了“延续与回翔”的辩证法。在第二章中，从“追忆历史”到“追寻崇高”，可以看到他阐释“文变染乎世情”的思想路径，条理清晰的论述，打开了作家心灵中的一扇窗户，令人产生出一种豁然开朗之感。
    当前的评论家，除媒体派外，还有所谓作协派和学院派。杨匡汉无疑属于学院派，他的论著也有很浓的书卷气。但他的文字不呆板，相反，行文充满了灵性与诗性，有时还擅用意象思维，用一系列的排比句，给人诗的享受。有些地方又穿插了一些市井故事，增加了理论著作的可读性。至于有些标题，如“鸣凤藻耀”、“饮之太和”，读者可能会感到难懂，但如果看了他的论述，就不难理解了。至于别出心裁地用对话形式写的《莫言的聊斋》一节，让莫言和蒲松龄进行超时空的会谈，探悉“现代”与“古典”的联系，读来别有一番兴味。总之，杨匡汉这本专著书名虽有“古典”二字，但作者的着重点是在当今的“回响”，每章每节都可看到这位学者用人文精神考察当代文学创作的踪迹，让读者内心深处产生作者是“永远的心灵朋友”的喜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