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杂志上读到了张梅的文章《光芒万丈》。记得很早之前，就读过她的长篇小说《破碎的激情》，对转型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的把握既独到又微妙，是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重要文本。还有她的散文集《我所依恋的广州》，以絮语的笔调写她所生活所理解的广州，有闲笔，有闲心，处处能见到个人的性情，读后也有很深的印象。这次的《光芒万丈》发在《花城》杂志的“家族史”栏目上，这一类的文章，既关乎家族，又牵涉历史，笔调多半沉重，于是就好奇，以率性自由的文风见长的张梅到底会怎么写。读完后，只觉得张梅还是那个张梅，她的文风并无大的改变，依然是絮语式的，却因为所涉及的题材不同，文章就有了不一样的意味。
    《光芒万丈》所写的，主要是“我”对母系家族的记忆，也包括母亲在革命年代的选择。这么一个沉重的话题，张梅却选择了从最为日常的场景写起：“这一年的十二月，天气已经冷下来了。朋友新开张了一家烤肉店，招呼了一堆朋友去试吃。出门的时候，冷风呼呼，穿着一件红色的长款羽绒。烤肉店是朋友姐弟俩开的，他们在日本定居了很多年，所以抽风机做得特别仔细，烤肉的时候一点儿油烟味也闻不到。”这样一个日常的、放松的时刻，大哥的电话突然来了，还勾起了“我”在上海姨妈家打毛线衣的记忆；饭桌上认识的“侦探男”的追问，又激起了“我”对母亲参加革命的回忆；因为表弟涛涛归国，又忆起16岁的生日会……在这些回忆的片段里，读者很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找到其内在关联。这些记忆的碎片，随着“我”的思绪从过去穿行到现在，又再回到过去，成为模糊的印象。不过仔细揣测的话，作者回望母系家族史的意图还是不难领会。
    在“我”的回望中，母亲和姨妈的形象时常重叠在一起。母亲的形象的建立，一部分来自“我”模糊的记忆，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姨妈来获得的。记忆的交错，又使得这两者的形象自然而然地重叠在一起。“我”也注意到母亲和姨妈的差别，尤其是经过革命洗礼的母亲最终呈现的形象是朴素，“就连家里的屠阿姨，也比她洋气”，选择过十里洋场生活的姨妈则偏向讲究。
    姨妈和母亲的形象，她们的人生道路，在文章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革命年代的母亲跟后革命年代的“我”之间，同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有着血缘上的直接联系，然而，一代人要理解另一代人，其实并不容易。尤其在大变不断的年代，因为历史语境和具体遭际的差别所造成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等诸多不同，会让这种理解变得更加困难。在《光芒万丈》中，这种不理解同样存在。实际上，对于母亲的一生，“我”有着诸多的疑问：
    我母亲当时为什么要在十里洋场去参加革命，是怎么去的，这些都因为我母亲的早逝成了永远的迷。
    ……
    就是因为参加革命，我母亲和她的表姐就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母亲随着革命大军南征北战，在部队中认识了广东人的我的父亲，结婚，生了五个孩子。并在广州落地生根。
    这样想想，我母亲当时是要下多大的决心啊。离开上海，去延安。延安在哪里？她知道吗？延安是要住窑洞的，她知道吗？延安是要吃小米，扛大枪的，她知道吗？
    这一连串的问号和“为什么”，很能说明上述的问题。
    这一连串的问号和“为什么”，还很真实。
    在革命年代，有左翼倾向的知识分子多信奉奉献和牺牲的精神，国家、民族和集体时常被摆在首要位置，个人利益则居于次要位置；而在后革命时期，个人的自我实现，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并且这种实现是优先在物质的层面展开的。这种价值观的差异，使得革命年代所崇尚的精神，在今天已成为遗响。那个时代的大音，的确曾经响彻云霄，既影响了国族的命运，也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然而，在经历众多变幻后，往昔的大音只是在后代的记忆中流传。在《光芒万丈》中，对于母亲和她所经历的那个年代的一切，“我”似乎既拒绝遗忘，也不刻意记取。这大概是出于某种切身的无力感，就像文章中写到的，当一些记忆被重新激活时，“我以为自己会失眠的。没想到，我很快就睡着了。而且是睡到第二天上午的十时。第二天阳光明媚。因为昨晚的一场雨微信上一片欢呼。个个都在晒‘广州蓝’。”
    这一连串的问号和“为什么”，同样是对差异的显示。
    《光芒万丈》既写出了“我”与“母亲”、“姨妈”之间的深情，也不回避“我”与她们之间的观念差异。对于长者的一生，“我”并不急于评判，也不急于认同。文章中有两个细节颇具意味：当“我”讲述母亲时，侦探男说在“我”身后有一团火焰升起，光芒万丈；而在文章的结尾处，“在一段废弃的铁路轨上，姨妈和舅舅牵着吴琳表姐的手慢慢地走着。走得很慢。她们正在沿着这条路走去某个村庄，替我母亲给我隐居在乡下的外婆送钱。突然，五岁的表姐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向我们转过身子，微笑。灿烂地微笑。在她身后，如侦探男所说的，出现了一团火焰，光芒万丈。”与姨妈和母亲有关的一切都光芒万丈，多少意味着评判被悬置了。或者说，“我”认为在往昔无法兼容的两种生活“都光芒万丈”，这就是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