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衣人：黑得发亮，冷得发烫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从中学的语文课本里看到了这篇小说。几十年后，还难忘记这篇奇特的小说对我的心灵震撼。尽管当时不可能完全看懂这篇小说，但还是能感受到这篇小说深刻的内涵、丰富的象征和瑰奇的艺术魅力。
    离开了身体的头颅，尚能放声歌唱，尚能继续与仇人搏斗，这的确是迷人的描写。都说这里有象征，但谁也说不清楚，头颅象征着什么，青剑象征着什么，黑衣人又象征着什么。它们既是头又不是头，既是剑又不是剑，既是人又不是人。这是一种黑得发亮的精神，就像葛里高利看到的那轮黑色的太阳。这是一种冷得发烫、热得像冰的精神。而这恰恰就是鲁迅一贯的精神。
    每读《铸剑》，即感到那黑衣人就是鲁迅的化身。鲁迅的风格与黑衣人是那么的相像。到了晚年，他手中的笔，确如那柄青色的雄剑，看似有形却无形，看似浑圆却锋利，杀人不见血，砍头不留痕。黑衣人复仇的行动过程，体现了鲁迅与敌人战斗的方法。
    近来我很读了一些武侠小说，颇有所得。但也深感武侠小说夸饰太过，没有分寸感，破坏了小说本应具有的寓言性和象征性。文字和语言因夸饰而失去了张力，丧失了美学价值，只能靠故事的悬念来吸引读者。《铸剑》取材于古代传奇，但由于投入了饱满的感情，所以应视为全新的创造，而不是什么“故事新编”。我一直在思考所谓严肃小说向武侠小说学习的问题。如何汲取武侠小说迷人的因素，从而使读者把书读完，这恐怕是当代小说的一条出路。
    这段文字写于1991年，当时的莫言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读书，这个作家班高手众多，著名作家就有莫言、刘震云、余华、迟子建、洪峰、毕淑敏、徐星、王宏甲、王树增、刘毅然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吴福辉给这个研究生班讲授中国30年代小说研究的专题课，要求学生们写一篇课程学习心得，这可以说是命题作文。莫言对《铸剑》的阅读心得，所以能够得到青睐，从几十篇作业中脱颖而出，与其他四位同学的课程作业一道刊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却是他长期揣摩，反复阅读的结果。其文从“谁是复仇者”的追问破题，从眉间尺到黑衣人，再追溯到鲁迅先生自己，文笔峭拔，思维独特，又紧密贴合文本；莫言的阐述，又每每见出莫言自己的文学思考——他强调作品的非写实性，作品的象征，以及象征的不可解说，这让我们想到莫言自己这一阶段的作品，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红蝗》和《十三步》，既表现出莫言对乡村生活的亲密无间的熟悉，又流贯着一种象征和超越的气脉。
    如前所述，在与《透明的红萝卜》同时发表的《有追求才有特色——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中，当有的同学批评莫言的小说朦胧费解的时候，莫言就曾经援引鲁迅的《铸剑》，说它也是充满象征性和朦胧意味。在共和国初期的文学中以所谓忠实于现实生活以致于一定要书写社会生活的“主流”和“本质”为唯一要义的僵化凝滞的文学传统束缚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突围、文学创新，谈何容易？这不仅仅是文学表现生活的方式多样化之选择，许多时候，所谓意识流、现代派、朦胧化、象征性，还会招致“政治不正确”的严酷的批判，关于“朦胧诗”的大规模批判就是明证。而以鲁迅的创作作为自己的挡箭牌，进行自我保护，许多时候，也成为莫言惯用的手法。为此，莫言还将鲁迅《故事新编》中的一些篇目，与《铸剑》进行比较，批评了《理水》中鲁迅借古讽今，对顾颉刚进行嘲弄的油滑，而称赞《铸剑》的与现实的距离感。
    此外，莫言将鲁迅的《铸剑》与武侠小说进行对比，看似突兀，却又其来有自。1980年代理想主义的高歌猛进，文坛的追新逐异竞为新奇在特定的情境下噶然而止，与市场化时代一起到来的，是文学阅读也市场化了。二三十年代周作人林语堂的休闲式的散文，金庸、梁羽生、古龙和琼瑶、梁凤仪等香港和台湾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一时间大为流行。他们迅速的填补了大陆作家短暂失语导致的文学创作的低迷和匮缺，也给面临市场化挑战的大陆作家，带来了新的启迪。新近过世的陈忠实在关于《白鹿原》的创作谈中就讲到了他所郑重思考的作品可读性的命题，作家凌虚高蹈的理想追求，和难以把握的社会阅读心理的契合问题。陈忠实坦言，为了让纯文学走向大众，赢得读者，他还特意阅读了美国畅销小说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的若干作品。对于莫言来讲，这一时期也正处于创作低迷时期，急于实现自我转型，对通俗的大众化的文艺样式，不但感兴趣，而且多有尝试。他曾经和王朔、海岩、马未都、刘震云、刘毅然等组建“海马工作室”，这也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积极投身于市场化时代的电视剧创作的青年作家群体。但是，“海马工作室”的电视剧创作着眼于现代都市具有强烈叛逆性的前卫风格，其集体创作的《海马歌舞厅》和《中国模特》这样的题材，对莫言来讲，显然是一种勉为其难，是为文而造情，比起莫言熟悉的高密东北乡，北京大都市的霓虹灯影，迪斯科舞厅，T型台，莫言对此确实只是浮光掠影，何况当时的电视剧制作和生产远远说不上规范，借助电视剧本编写改善自家经济状况的目的也难以实现。与此同时，莫言也对畅销书的写作有所关注，他不但是读过很多的武侠小说，而且有过创作武侠小说的积极尝试。莫言自述说，“我记得当时（1990年暑假）写过一个中篇，名叫《革命样板》，用一种戏谑的笔调来写《沙家滨》，写成武侠小说了。郭建光、阿庆嫂都是武林高手，身带暗器，能够飞檐走壁，在芦苇尖上奔跑。寄给《花城》的文能，他给退稿了。他今年（2002）碰到我问《革命样板》还在不在？我说退稿以后给烧掉了。你退稿，我自己也觉着不好，就烧掉了。现在很遗憾，改改也许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将一个革命样板戏改编成一个武侠小说。阿庆嫂是武林高手，擅长使迷药。郭建光身藏十二把金钱镖，出手即可伤人。还会轻功，在荷叶上跑来跑去。文能就给退稿了。我也觉得是个不合时宜的稿子，生炉子时烧掉了，四万五千字。现在再也写不出来了。”熟悉莫言作品的应该都知道，不仅是他的小说充满了天马行空瑰丽神奇的想象，他的创作谈和散文，也会显得虚虚实实，弄假成真。但是，他写作《革命样板》这样的作品，应该是确有其事。他所讲到的十二把金钱镖，是民国时期宫白羽的武侠小说代表作，人物在荷叶和芦苇尖上飘然而过，或者腾空而起挥舞兵器决斗，这在后来李安的《卧虎藏龙》，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等武侠影片中，都有过精彩的场景显现。青翠葱茏的竹林，金碧辉煌的胡杨树林，九寨沟的碧水波光，成为李慕白和无名们展现身手的绝好舞台。而且，《革命样板》这样的小说篇名，恰好就是莫言小说命名的一种风格，他曾经以《革命浪漫主义》作为一部充满谐谑情趣的短篇小说篇名，让一个当年走过长征而伤残的老红军，和一个在中越边境战场上作战负伤的年轻战士，在休养院里相遇，以老红军战士给年轻军人讲长征故事的常见套路，讲出许多与宏大庄严的主流叙事逆向而行的逸闻趣事，讲述出冷酷坚硬的历史真实的另一侧面。就此而言，莫言在鲁迅的《铸剑》的参照下，洞见出武侠小说的内在缺憾，断然与之诀别，写出这样的句子：“我至今还认为，《铸剑》是鲁迅最好的小说，也是中国最好的小说”，这样的判断就不只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致敬，更是在一度的迷惘困惑之后的某种重新确认——这是否是鲁迅精神的强大感召，抑或是莫言在冥冥中对自己的文学使命的一次自觉半自觉的选择和承担？
    “铸剑”笔意与悲悯情怀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命题作文的命题人吴福辉在20余年后回顾此事时的睿智评说。吴福辉是莫言此文的催生者，他的加入，则使这一精神对话有了第三者的眼光，对莫言与鲁迅的关系作出新的解说。他分析了莫言对于“谁是复仇者”的层层推进式的论述，提炼出一个精彩的命题，莫言的“铸剑”笔意：借了《铸剑》一篇杰作，莫言在二十多年前就从正负两方面提出了严肃文学和通俗大众文学如互相参照，可以达到的理想境界。黑色的冷得发烫的复仇精神——充满悬念、力度、传奇性质——寓言象征意义——超越现实，似幻亦真：即莫言归纳出来的《铸剑》美学意味，我们不妨称之为“‘铸剑’笔意”。而且进一步阐发了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与《铸剑》中的眉间尺和黑衣人的内在关联。
    《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也是其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自从作品问世，就一直吸引读者和学界的关注。我将其解读为是基于莫言的童年记忆而生发出来的、承受重重苦难而顽强生长的生命之光，“文革”的时代背景和嘈杂的乡村生活则给它增添了严峻与温馨相错杂的色调（见拙著《莫言论》增订版之《<透明的红萝卜>导读》）。张清华在其近作中，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阐释小黑孩在作品中的行为动力，以他朦胧初生的“性心理”对菊子姑娘的“恋母情结”和由爱生恨勾勒出全文的情节脉络，也饶有兴致（张清华《细读<透明的红萝卜>:“童年的爱情”何以合法》，《小说评论》2015年第1期）。吴福辉则这样写道：
    《铸剑》对人生涵义的寓言象征般的启示，莫言说得够清楚，是集中在“黑衣人形象”身上的。等到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一问世，扑入人们眼帘，让所有的读者最初是惊讶，然后发出惊叹的正是一个“小黑孩”形象。“小黑孩”仿佛是眉间尺和黑衣人的复合体：他有前者的年龄外貌，连外表有点“愚笨”都近似（所以一块去公社工地应差的小石匠觉得他已经被后娘打傻了），但同样有超常的心灵（能听到头发落地，能嗅到几年前的血腥气，能把菜地看成井畦，梦中的火车能够站立，一个别人吃剩的普通红萝卜看去会晶莹剔透，根须如金色羊毛，内里流淌着银色液体）；后者“黑衣人”的黑色外表和黑色精神也灌注到“小黑孩”身上，沉默少语，自尊倔强，而且是反抗的、嘲讽的、超脱的。“小黑孩”是“文革”时期一个忍受饥饿的人物，一个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又是中国公社化时期一个高高的、悲悯的视点。这个视点的文化性质是明显的，它能看到、听到、感觉到进而好像思考到什么，模模糊糊，似是似不是，发挥出比一个“儿童视角”更加深远的象征体功用，成为全篇小说的“精魂”！自从莫言创造出“小黑孩”这一精魂之后，它就附在了他以后所有作品的身上（尤其是前期作品）。
    早在1980年代中期，莫言登上文坛伊始，莫言的儿童视角叙事就引起论者的注意，上海的新锐批评家程德培在《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一文中就敏锐地指出，童年生活的记忆，缠绕着莫言的艺术世界，同时又参预了这个世界的创造。“作为一个小说家，莫言骨子里面还是个农民。他的作品之所以出色，就在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有着农村生活的根、农民的血液与气质。同是写农村，没有在农村的童年生活的印迹，其写农村总会有一道难以弥补的裂痕，只要比较一下张炜和矫健的写农村，我们是不难发现这一裂痕的。莫言笔下的‘农村’是有童年的，童年的记忆在他的笔下获得了艺术的再生。……在缺乏抚爱与物质的贫困面前，童年时代的黄金辉光便开始黯然失色。于是，在现实生活中消失的光泽，便在想象的天地中化为感觉与幻觉的精灵。微光既是对黑暗的心灵抗争，亦是一种补充，童年失去的东西越多，抗争与补充的欲望就越强烈。”这一论述影响甚广，成为不刊之论，将土生土长的莫言的童年生活记忆与其创作特征，现实匮乏苦痛与童心自由想象之关系，予以深刻揭示。吴福辉从眉间尺加黑衣人的双重视角的叠加解读莫言，则是别开蹊径，令人耳目一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样的论述——“小黑孩”是“文革”时期一个忍受饥饿的人物，一个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又是中国公社化时期一个高高的、悲悯的视点。这个视点的文化性质是明显的，它能看到、听到、感觉到进而好像思考到什么，模模糊糊，似是似不是，发挥出比一个“儿童视角”更加深远的象征体功用，成为全篇小说的“精魂”！——它一下子打开了我们解读莫言的新的视界，即莫言创作中的悲悯情怀。若非吴福辉特意指出，在《透明的红萝卜》时期，我们很难注意到这一点。要到《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这种超越了作品人物的有限视角的悲悯之情，才凸现出来，成为作品的一个鲜明的亮点吧。
    “瑰奇的风格和丰沛的意象”
    下面论及的这一篇《读鲁迅杂感》写于1996年，这对于莫言来讲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波折。因为创作《丰乳肥臀》，并且因此获得了大型文学期刊《大家》的10万元奖金（这是其时中国大陆奖金额度最高的文学奖），莫言再度引人瞩目，却也遭遇到了一批视文坛为意识形态战场的老左派人士发动的猛烈批判，来势汹汹不可抗拒。形格势禁，莫言不得不为创作《丰乳肥臀》作出检讨，“主动”写信要求出版社停止印刷和发行这部为了悼念母亲的呕心沥血之作，并且脱下了军装，转业到中国最高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社工作。在这样的处境下，回顾自己阅读鲁迅的历史，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一篇文字，有嬉笑怒骂，有头绪纷纭，有旁敲侧击，也有拍案而起。莫言从回忆童年时期第一次阅读鲁迅作品，读《狂人日记》感到的恐惧与绝望，和1950-60年代之交的大饥荒时期之人吃人的传闻写起，“写出这样的文字必然地又会让那些恨我入骨的正人君子们恶心、愤怒，让他们仰天长叹：‘试看今日之中国，究竟是谁家之天下？’又会让他们联合起来印刷小报广为散发并往他们认为能够收拾我的部门邮寄而且逼着人家或者求着人家表态，让他们在已经由他们赏赐给我的那些写着‘文化汉奸’、‘民族败类’、‘流氓’、‘蛀虫’字样的大摞帽子上再加上一顶写着我暂时猜不出什么字样的帽子，让他们对我的旧仇上再添上一些新恨——但终究恶习难改，写着写着就写出了真话。尽管我也想到过，这样写下去，那些毒辣的先生们为了捍卫‘文学的阶级性’也许就会弯下腰从靴筒里拔出一柄锋利的匕首从背后捅了我——如果捅了我真能纯洁了文坛真能使他们认为‘不知今日之天下，究竟是谁家之天下’的天下光复了成为了他们的天下，那我甘愿成为他们的牺牲。也正如他们的一员偏将所说，‘这样的文字放在反右那会儿，早就划成了右派’，是的，真要复辟了那时代，现今的文坛上，恐怕是布满了右派。如果再彻底一点，重新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按他们的革命标准，现今的中国人，只怕大半没有了活路。遗憾和滑稽的是，那些用‘文化大革命’和‘反右’的方式对付我的人，竟然也有几个自称是‘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这问题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重读鲁迅的《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后才恍然大悟”。甚至，莫言还生怕人们不理解他写作此文的心情，特意讲到他曾经在遭受不公正的批判、情绪低迷之际阅读鲁迅的往事：“读鲁迅的第三阶段，其时我已经从军艺文学系毕业，头上已经戴上了‘作家’的桂冠，因为一篇《 欢乐 》，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心中有些苦闷且有些廉价的委屈，正好又得了一套精装的《 鲁迅全集 》，便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读了一遍。当然这所谓的‘通读’依然是不彻底的，如他校点的古籍、翻译的作品，粗粗浏览而已，原因嘛，一是看不太懂，二是嫌不好看。这一次读鲁，小有一个果，就是摹仿着他的笔法，写了一篇《 猫事荟萃 》。写时认为是杂文，却被编辑当成小说发表了。现在回头读读，只是在文章的腔调上有几分像，骨头里的东西，那是永远也学不到的。”和许多鲁迅的追随者一样，鲁迅的韧性的战斗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嫉恶如仇，成为莫言人生低迷时期的一道心灵之光。1987年伊始，莫言发表了他的得意之作《欢乐》，这篇小说描写一个几次参加高考一再落败的农村青年，在黯淡荒凉贫困冷漠的乡村找不到希望之光，绝望自杀的经历，长达7万余字，一气呵成，没有任何章节和段落划分，还采用了第二人称的“你”指称作品的主人公，在作品情感和形式上都可以说是一种极限式写作，但是问世后遭遇到两个方面的批评，在思想情感上，有人指责莫言对农村现实和青年农民的心态描写过于灰暗凄凉，在写法上，则被批评为无节制、反文化和耽溺于丑陋污秽。然而，比起《丰乳肥臀》遭受到的粗暴而密集的批判，那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相隔不过七八年，但文坛的情形已经失去了1980年代的狂飙突进生猛剽悍，当批判潮流滚滚来的时候，很难有什么人敢于为《丰乳肥臀》做无罪辩护，莫言遭受的压力之沉重，就从这篇《读鲁迅杂感》中倾泻而出。
    但是，讲到《铸剑》，莫言就一改全文的牢骚满腹撒泼放刁，收敛了行文的夹枪带棒愤愤不平，用语谨严庄重，对它的最高敬意溢于言表：
    这一阶段的读鲁迅是幸福的、妙趣横生的，除了如《故乡》、《社戏》等篇那一唱三叹、委婉曲折的文字令我陶醉之外，更感到惊讶的是《故事新编》里那些又黑又冷的幽默。尤其是那篇《铸剑》，其瑰奇的风格和丰沛的意象，令我浮想联翩，终生受益。截止到今日，记不得读过《铸剑》多少遍，但每次重读都有新鲜感。可见好的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耐得重读。你明明知道一切，甚至可以背诵，但你还是能在阅读时得到快乐和启迪。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写出一篇这样的作品其实就够了。
    从上述文字中，见出莫言对《铸剑》的反复阅读与体悟。“其瑰奇的风格和丰沛的意象，令我浮想联翩，终生受益。”称赞《铸剑》的瑰奇，当是指《铸剑》超逸了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冷峻深邃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而展现出鲁迅精神的另一面，瑰丽神奇，驰骋才情而不必处处照应现实，放纵想象而不免狂放不羁。苏东坡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送安敦秀才失解西归》），莫言对《铸剑》的每一次言说，都有其侧重的一面。在《谁是复仇者》中，对于黑衣人与鲁迅的纠缠是言说重点，这里讲到的瑰奇风格丰沛意象，则是艺术论的视角。而且，这一段表述，也成为这篇以反击各种无理指责而充满嘲讽的文章，有了一枚超越当下愤激的思想情感的规定性有限性的更为坚实的定海神针，提升了文章的格调，提升了莫言的境界。
    三位作家的“鲁迅情结”之比较
    几年之后，新世界出版社约请了四位风头正健的作家，莫言、余华、王朔和苏童，每人编选一部“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作为丛书推出。莫言在《锁孔里的房间——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的序言《独特的声音》中，将对鲁迅的《铸剑》的阐释置于首位，激赏之情丝毫不减：
    第一次从家兄的语文课本上读到鲁迅的《铸剑》时，我还是一个比较纯洁的少年。读完了这篇小说，我感到浑身发冷，心里满是惊悚。那犹如一块冷铁的黑衣人宴之敖者、身穿青衣的眉间尺、下巴上撅着一撮花白胡子的国王，还有那个蒸气缭绕灼热逼人的金鼎、那柄纯青透明的宝剑、那三颗在金鼎的沸水里唱歌跳舞追逐啄咬的人头，都在我的脑海里活灵活现。我在桥梁工地上给铁匠师傅拉风箱当学徒时，看到钢铁在炉火中由红变白、由白变青，就联想到那柄纯青透明的宝剑。后来我到公社屠宰组里当小伙计，看到汤锅里翻滚着的猪头，就联想到了那三颗追逐啄咬的人头。一旦进入了这种联想，我就感到现实生活离我很远，我在我想象出的黑衣人的歌唱声中忘乎所以，我经常不由自主地大声歌唱：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前面是鲁迅的原文；后边是我的创造——呜哩哇啦嘻哩吗呼。长大之后，重读过多少次《铸剑》已经记不清了，但每读一次，都有新的感受，渐渐地我将黑衣人与鲁迅混为一体，而我从小就将自己幻想成身穿青衣的眉间尺，我知道我成不了眉间尺，因为我是个怕死的懦夫，不可能像眉间尺那样因为黑衣人的一言之诺就将自己的脑袋砍下来。如果有条件，我很容易成为那个腐化堕落的国王。
    莫言把鲁迅的《铸剑》置于所选10篇小说的首位，而且讲到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对理解鲁迅作品的有趣的帮助。想像自己是眉间尺，却没有慨然赴死的勇气，只能当那个贪腐无能的国王这样的游戏笔墨，这是一种独特的“带入式”读书法，时时会把自己带入到作品，从人物形象刻画与规定情境的渲染，设身处地地进行思考和选择。莫言惯常的笔法，总免不了匪夷所思突发奇想，居然会从公社屠宰组杀猪的汤锅中翻腾的猪头联想到《铸剑》中三颗互相追逐咬啮复仇心切死而不已的人头，看似荒诞之笔，却足以见出他的某种独特的联想方式和摹写心态。在《<红高粱家族>的命运》一文中，莫言就讲到了这种生活经验的间接联想对小说创作的重要作用：
    那是在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老一辈作家亲身经历过战争，拥有很多的素材，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创作了，因为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耽搁在“文革”当中；而年轻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那么他们该怎样通过文学来更好地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呢？
    当时我就站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
    其实，这不是莫言的个人秘诀，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普泛而有效的方式。正像有论者言及武松打虎场面之描写的栩栩如生惊心动魄，施耐庵未必见过人与老虎搏斗的现场，相反地，他可能是从观察猫在相扑中的神态获得启示吧。但是，莫言如上的表述，却是有着时代语境的规定性的。如前所述，许多年间，文坛提倡作家亲力亲为，切身体验，以此为现实主义的唯一要义，它的好处是推动了作家生活经验的拓展，如共和国初期的柳青、周立波都为深入了解农村现状而举家搬迁到乡村，一扎根就是10余年，分别写出《创业史》和《山乡巨变》而备受好评；它的弊端则是实证主义地处理生活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蔑视和取消了作家的自由想象，甚至会把创作不振简单地归因为生活体验不足。莫言后来回溯1980年代，就这样说：“也不是说得修正，上世纪80年代之所以说这样的话，基于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作一种反抗。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现实主义一直是主旋律，每一个作家都必须按现实主义的金科玉律写作，必须忠实于生活，要把作品当作对生活的刻意模仿。改革开放后，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文学理论也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为了表示对现实主义的反感和反抗，所以我口出狂言，说我没见过的事物写出来也许更加美好。当时写军事题材的老作家对我们这些年轻作家发出疑问:我们经过了战争的考验，现在我们老了，写不了了，你们没有战争的考验，怎么能写军事题材的小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论文，阐述的就是上述观点。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余华和王朔在他们编选10部短篇小说时，也都选中鲁迅的作品，而且各有阐述，与莫言形成有趣的比较。
    先说王朔。这位以“一点儿正经没有”和“千万别把我当人”的诙谐调侃风格著称的“顽主”，在其编选的10部作品中，看重的一是殇情，二是调侃。这也正好是王朔自己的作品的独特标识。玩世不恭的男青年睥睨天下游戏人生，却偏偏会与纯情少女产生中学生似的幼稚而令人怜惜的爱情。在调侃类型的作品中，王朔选取了鲁迅的《采薇》，这和《铸剑》一样，都是收入《故事新编》的——
    调侃，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学风格，现在我终于有机会证明这一点了。欧·亨利就不必多说了，这老先生是专门幽默的，小说连起来也可拍很长的情景喜剧。《刎颈之交》相当于咱们这儿的“两肋插刀”，都说的是男人间的一种神话，我叫“流氓假仗义”。其实你早该发现调侃的绝好对象是什么，都是那吹得很大的东西。
    毛姆的《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我是在一本侦探小说集里看到的，也不能算严格的侦探小说，还是写人，活画了一个狂妄的杀手嘴脸。我是狂热喜欢英国作家写的侦探小说，他们用词极其讲究，翻译过来也很精当，几乎无一例外地喜欢调侃，以至荒诞，那种冷酷的笔法常使我感到，英国人谁也不喜欢，包括他们自己。
    鲁迅，谁都知道那是我们的愤怒大师，关于他，每个中国人都乐意把他说成是自己一伙的，我就别跟大伙抢他了。我想饶一点舌的是，鲁老师对待历史的态度很可为现如今影视古装戏编创人员所借鉴，既不是完全戏说的，又不是顶礼膜拜的，将光辉人物伟大历史事件放到日常生活中——那就真相毕露且妙趣横生了。
    由此可以读出王朔的一种心结。他的反讽和调侃风格，在撕碎现实生活与文化人物的种种包装的同时，也难免会引发出一种看破一切的虚无情绪。在1980年代的理想气息和宏大叙事弥漫文坛的时候，这种日常化、琐屑化的嘲弄和油滑，“躲避崇高”（王蒙语），既使人耳目一新，却又很难将其妥帖地安放于文学版图上，对他的批判和抨击，不仅来自某些在政治上充满警觉的人们，也来自“纯文学”的捍卫者。王朔为此做过多次回击，但作为正面阐述自己的文学追求，阐述其对调侃风格的喜好，却为数甚少。而且，他选取了鲁迅的《采薇》，非常有眼光，伯夷叔齐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食周粟，古来被人称颂，气节流传千秋。鲁迅在《采薇》中却揭示了他们生存中的一大困境，他们以自食其力的采薇，拒绝对周王朝的承认和屈从，但此举遭到农妇的反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薇菜不是生长在周王朝的土地上吗？在日常生活衣食需求上，他们的形而上的诉求和风骨，是无法坚持到底的。拈出鲁迅来，其实也是在为王朔自己的调侃风格进行辩护；除了愤怒之外，王朔阐明鲁迅还有妙趣横生的一面，也是机智之举。王朔曾经因为一篇《我看鲁迅》，以鲁迅没有写出长篇小说等理由而贬抑鲁迅，那是王朔口无遮拦亵渎众神的一贯手法，但是，他仍然坦言《故事新编》的极大魅力：“鲁迅有一批小说游戏成分很大，我指的是他那本《故事新编》。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批作品。这些游戏之作充分显示了鲁迅的才气和机灵劲儿，再加上一条就是他深厚的旧学知识。这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写的，他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态度真够姚雪垠凌解放包括陈家林学半年的。若说鲁迅依旧令我尊敬，就是他对什么样公认的伟大人物也没露出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更没有用死无对证的方法大肆弘扬民族正气，编织盛世神话。他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怀疑渗透在《故事新编》的每一笔中。”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王朔对一句举世皆知的评语的借用，“他对什么样公认的伟大人物也没露出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毛泽东评价鲁迅具有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没有任何的奴颜媚骨，这本来是指鲁迅对现实中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权势者的横眉冷对决不妥协的，王朔却转其义而用之，说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对诸多历史和传说中的大人物都抱有怀疑和解构的态度，妙哉！强调《故事新编》的游戏特色，也是王朔自己的为文特色的折射吧。
    余华的选本名为《温暖的旅程》，他似乎对那些描写行走和流浪的故事情有独钟。他选取的鲁迅作品是《孔乙己》。余华如是说：
    据我所知，鲁迅和博尔赫斯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前者犹如山脉隆出地表，后者则像是河流陷入了进去，这两人都指出了思维的一目了然，同时也展示了思维存在的两个不同方式。一个是文学里令人战栗的白昼，另一个是文学里使人不安的夜晚，前者是战士，后者是梦想家。这里选择的《孔乙己》和《南方》都是叙述上惜墨如金的典范，都是文学中精瘦如骨的形象。在《孔乙己》里，鲁迅省略了孔乙己最初几次来到酒店的描述，当孔乙己的腿被打断后，鲁迅才开始写他是如何走来的。这是一个伟大作家的责任，当孔乙己双腿健全时，可以忽视他来到的方式，然而当他腿断了，就不能回避。于是，我们读到了文学叙述中的绝唱。“猛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先是声音传来，然后才见着人，这样的叙述已经不同凡响，当“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孔乙己摸出四文大钱后，令人战栗的描述出现了，鲁迅只用了短短一句话，“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是用这手走来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热爱鲁迅的理由，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与作为战士的鲁迅不同，作为梦想家的博尔赫斯似乎深陷于不可知的浪漫之中，他那简洁明快的叙述里，其实弥漫着理性的茫然，而且他时常热衷于这样的迷茫，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常常是头脑清楚，可是命运模糊。
    鲁迅的孔乙己仿佛是记忆凝聚之后来到了现实之中，而《南方》中的胡安·达尔曼则是一个努力返回记忆的人，叙述方向的不同命名使这两个人物获得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孔乙己是现实的和可触摸的，胡安·达尔曼则是神秘和难以把握的。前者从记忆出发，来到现实；后者却从现实出发，回到记忆之中。鲁迅和博尔赫斯似乎都怀疑岁月会抚平伤疼，因此他们笔下的人物只会在自己的厄运里越走越远，最后他们殊途同归，消失成为了他们共同的命运。
    在《温暖的旅程》中，余华喜欢采用的是对比法，将两个写作风格具有很大差异的作家对举，以便凸显彼此间的差异，使他们具有更为鲜明的区分度，如川端康成和卡夫卡，鲁迅和博尔赫斯。如其所言，鲁迅具有力透纸背入骨三分的精准和冷峻，博尔赫斯具有梦幻般的夜色与神秘；他们都在处理人物的记忆与现实处境的关系问题，但选取的方向却是完全相反的。单说《孔乙己》，在描写上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个简洁的场景就将其刻画得绘声绘影：一个场景是他站着喝酒，给孩子们分茴香豆，蘸着酒写出“茴”字的五种写法，表现出一个落魄文人的积习难改；一个场景是他被打断腿之后用双手挪移到咸亨酒店来，用泥污的手付出四文钱，这是另一种积习难改，“嗜酒”。虽然行动不便，囊中羞涩，却没有使他知难而退，他在咸亨酒店最后一次出现，坐在地上，满手是泥的形象，让人过目难忘。
    有趣的是，在连载于《纽约时报》上的《十个词里的中国》——这是非常机敏的做法，余华选取了“人民”“领袖”“革命”“鲁迅”等富有当代中国的时代特色的十个关键词，梳理其在不同时段的意涵与变迁，从中揭示出从1950年代至今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嬗变。其中特别选取“鲁迅”加以非常个人化的阐释：“文革”时期全中国流行的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鲁迅先生说过”，少年余华在与同龄伙伴们争论是非时，不由自主地会援引即兴编造的“鲁迅先生说过”而“克敌制胜”；青年余华作为文学作者，广泛地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文革”时期的难堪记忆却让他对鲁迅唯恐避之不及，“我曾经无知地认为鲁迅是一个糟糕的作家，他显赫的名声只是政治的产物”；人到中年，一次偶然的机缘，让他通读鲁迅小说，才开始体察到鲁迅的伟大，以及鲁迅与时代的关联性，“‘鲁迅’在中国的命运，从一个作家的命运到一个词汇的命运，再从一个词汇的命运回到一个作家的命运，其实也折射出中国的命运。中国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可以在‘鲁迅’里一叶见秋。”在此文中，余华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将他在《温暖的旅程》中对《孔乙己》的评述移用过来，而且，正是《孔乙己》，让余华跳出自我设定的偏狭盲目，开始接近了鲁迅，“在我三十六岁的那个夜晚，鲁迅在我这里，终于从一个词汇回到了一个作家。回顾小学到中学的岁月里，我被迫阅读鲁迅作品的情景时，我感慨万端，我觉得鲁迅是不属于孩子们的，他属于成熟并且敏感的读者。同时我还觉得，一个读者与一个作家的真正相遇，有时候需要时机。”
    三位非常活跃的当代作家，在各自的言说中，从不同方面接近了鲁迅。王朔注重的是鲁迅《采薇》的调侃讽刺风格，和解构古代神圣人物的老辣睿智。余华发现的是鲁迅刻画人物的简练传神，极为珍惜短篇小说的文体特征。莫言讲鲁迅的《铸剑》，既看到了它的神奇诡谲，也会设身处地让自己进入作品进行角色扮演；向往眉间尺（这印证了吴福辉的判断）却感叹自己勇气不足，厌恶腐化堕落的国王却觉得自己离他最近。仔细辨析，三者对鲁迅的推崇是各有侧重的，王朔从《采薇》中看到了自己的同道，余华从《孔乙己》中汲取了写作的高妙，莫言对《铸剑》惊叹陈奇激赏不已，是他在《独特的声音》中点评10部入选作品时写得最为投入最动感情的，说莫言是对鲁迅抱有最高的敬意的当代中国作家，这便是例证之一。
    超越性、黑色幽默与狂欢化
    时光流转，2006年，莫言应邀到鲁迅博物馆，与时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孙郁进行了一次长篇对话，整理为长达数万字的《说不尽的鲁迅——莫言孙郁对话录》。在对话中，莫言再一次对《铸剑》表达了他的理解和致敬。
    莫言：我读鲁迅比较早，要感谢我大哥。他上大学后，读中学时全部的教材都放在家里。我没书可看，只好看他的教材。当时中学课本选了很多鲁迅的作品，小说有《故事新编》里的《铸剑》，杂文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我最喜欢《铸剑》，喜欢它的古怪。
    孙郁：很多人都喜欢《铸剑》，那里有鲁迅的现代意识和很多重新组合的方式。
    莫言：我觉得《铸剑》里面包含了现代小说的所有因素，黑色幽默、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等都有。1988年我读那个北师大与作协合办的研究生班，老师要交作业，我就写了读《铸剑》的感受，题目是《月光如水照缁衣》。《铸剑》里的黑衣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将其与鲁迅联系在一起，觉得那就是鲁迅精神的写照，他超越了愤怒，极度的绝望。他厌恶敌人，更厌恶自己。他同情弱者，更同情所谓的强者。一个连自己都厌恶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无所畏惧。真正的复仇未必是手刃仇敌，而是与仇者同归于尽。睚眦必报，实际上是一种小人心态。当三个头颅煮成一锅汤后，谁是正义谁是非正义的，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他们互相追逐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好人坏人的区别。这篇小说太丰富了，它所包含的东西，超过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小说，我认为也超过了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什么是黑色幽默？我觉得鲁迅的《故事新编》，特别是《铸剑》这篇小说就是真正的黑色幽默，铸剑的颜色就是黑色，你能从中读出一种青铜的感觉来。
    在后面的段落中，莫言再度把话题引回《铸剑》，讲到了《铸剑》的狂欢化：“去年就是因为女儿做论文，读了巴赫金，真是感觉到相见恨晚，精神上产生强烈的共鸣。鲁迅里面有一些调皮的东西和因素，跟狂欢差不多的，《铸剑》里面那三个头在鼎里边追逐撕咬的场面，我觉得就是属于狂欢的。我们读到这一段描写的时候，没有太多愤怒和痛苦，读者也是获得一种狂欢的快感。”
    请注意莫言对《铸剑》的新的阐释：超越仇恨而极度绝望；厌恶敌人更厌恶自己；同情弱者更同情强者；模糊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表现为黑色幽默和狂欢化。所谓的模糊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不是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是说，文学在辨析正义与非正义的前提建立之后，还应该有更为深远的思考和追求。就像雨果在《九三年》中所言，革命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但是，在百分之百地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百分之百地正确的人道主义。莫言在1987年发表的创作谈《战争文学断想》，在论述战争的性质、意义和明确肯定歌颂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的胜利，歌颂进步力量对落后力量的消灭，歌颂英雄主义，歌颂牺牲精神的同时，就提出还应该有比较高层次的、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提出了超越性的命题：“它不能不涉及到一场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落后，但它对战争的本质应当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战争是人类文明有了相当的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产物，它就像商品一样，一方面体现了文明的曙光，一方面又暗藏着极度的残酷，战争的最终解决，必然地伴随着无数生气蓬勃的生命个体的毁灭。当然也可以说，战争是为了消灭战争，杀人是为了救更多的被杀的人，但是现象远比本质丰富，有时候，抽象的概念落实到生活事实上，真理立即就显出了它不完整的一面，一首伟大的人道精神的乐章里，必然地夹杂着不人道的音符，战争是文明的，又是野蛮的，即使是以文明征服了野蛮的战争，即便是以正义战胜了邪恶的战争，也必然地伴随着血与火。” 因此，仅仅这样描写战争是远远不够的。“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还应该考虑战争中人的地位，应该考虑战争到底把人变成了什么东西？战争对人的气质、理智、情感、愿望和创造力，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战争把生的世界变成了死的世界，战争毁灭了人类的家园，践踏了人类的美好感情，在战争的狂潮中，人类的正常感情，都发生了大幅度的扭曲，表现这种扭曲，是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的重要任务。战争是人性和兽性的绞杀，战争是人类灵魂深处潜藏着的兽性奔突而出，战争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最大的歧途，战争文学不去写这些，还能写什么呢？战争文学应该写出人类的灵魂如何的偏离了轨道，并且力图矫正，它应该成为一种训诫，一种警喻，完美的人类，会对他们自相残杀过的祖先感到深深的遗憾，到那时候，英雄和非英雄，都成了悲剧中的角色，英雄和非英雄，都会得到优秀子孙的理解和同情。”讲到《丰乳肥臀》，莫言对其中的超越性做过明晰的诠释：
    我是站在一个比较超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上的，对我们的过往的历史，进行了个性化的描写。我们过去写战争文学，写历史文学，往往都是要站在鲜明的阶级立场上。我们写抗日战争，毫无疑问，要站在八路军、新四军的立场上，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我们要讲战争思想肯定要讲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家仅仅是个讲述故事的人，作家的思想，作家对历史的判断，作家的个人的观点是不允许在这种历史和战争的小说中出现的。我觉得从《红高粱》开始我就在做这样的反叛，就想在小说里面淡化这种阶级的意识，把人作为自己描写的最终极的目的，不是站在这个阶级或是那个阶级的立场，而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不但把共产党当成人来描写，而且也要把国民党当作人来写，不但要把好人当人来写，也要把坏人当人来写。
    2000年以来的莫言，先后发表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对自己的创作追求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就是所谓大悲悯和狂欢化，前者受惠于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阐释，后者则得益于巴赫金的相关理论。《檀香刑》的结穴就是在死亡面前的一场万众狂欢，《生死疲劳》中六世轮回的故事则带有浓重的黑色幽默，莫言透过作品表现出来的超越于仇恨和正义之上的悲悯与宽恕，也从《透明的红萝卜》时期一种若有若无的悲凉氛围，而融入作品的结构、主题和人物性格。
    “跟我的生命经历有某种契合”
    2012年10月，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顿时成为全国媒体聚焦的中心，各种各样的访谈，令他应接不暇。此时，他已经是在文化部所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任院长，但是，他对自己曾经工作过近10年的检察日报社仍然青眼有加，欣然接受了该报社记者孙丽的采访。当被问及“说说您年轻的时候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作家及作品”，莫言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太多了。当然影响最大的有那么一两个。一个是鲁迅的作品《铸剑》，《铸剑》跟我的生活经历有某种程度的契合。第一是，《铸剑》里有很多神秘的东西，这种神秘的东西是从古典的《搜神记》中演变发展出来的，第二是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情感注入，里面的黑衣人就是鲁迅自己的化身，作者带着强烈的感情来写，然后跟民族的、民间的传统文化接上血脉。这对我后来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品中有许多仇恨，但不是用沉重的方式，而是用调侃的方式去表达，有黑色幽默，读起来让人感到很轻松、好玩，里面甚至带着三分恶作剧，鲁迅的《故事新编》里有大量的恶作剧，有的特别直白，直接影射某一个人，但是《铸剑》最好，它也有恶作剧，但是藏得比较深，没有具体指向，这是一种写作态度。
    这几乎可以说是“言必称《铸剑》”了。莫言这一次的陈述要点是，神秘感，黑衣人，沉重的仇恨用黑色幽默表现出来，“跟我的生命经历有某种契合”。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跟我的生命经历有某种契合”，可以说是解读莫言的《铸剑》评说的一把钥匙，也只有经历过那么多的人生的悲辛交集的浮浮沉沉之后，莫言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与这些内容同样重要的，是莫言讲这些话的场合——在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之际，他仍然念念不忘于鲁迅的《铸剑》，称其为影响自己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在同一场合，莫言讲到了一中一西的两位作家的作品，《铸剑》之后，莫言列举的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铸剑》在其心目中的分量，由此可以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