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接连看了几篇描写乡村的文章。一篇是何建明写她乡下母亲的。何建明何许人？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苏州人。她母亲今年八十六岁，一直住在乡下，别看八十多岁的人，还能骑电动车在乡村公路上穿行。看着何建明写随母亲回老宅祭奠父亲的文字，让人潸然泪下。还有一篇，是陕西西安一个叫史鹏钊的作家，他写了散文《出村庄记》，记录了许多山村里的往事，读后挺让人回味的。当然，在这之前我还看过许多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包括梁鸿的梁庄系列。
    我们这一代作家，大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即使不是出生在农村，也多少有在农村的经历。特别是比我大上一二十岁的作家，他们起码有在农村插队的经历。因此，我常常说，中国的作家，基本是乡土作家。这些作家，即使进入城市，也是离土不离乡。我认识相当多的作家，他们尽管在城市生活多年，可他们写作的题材还是乡村。我以为，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恰恰是中国这个农业国的真实写照。
    几年前，几家报社的副刊主任一起聚会，有人提出他们报社几乎很少发写乡村题材的稿子，道理很简单，重复的太多，没有新意。我虽然深有同感，但我并不完全支持这种做法。我觉得再熟悉的题材也可以有新的发现，我们评价一个作家，不在于他题材的新颖，而在于他对题材的发现和提炼。如果我们都认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作品写到了尽头，那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乡土题材，甚至是失去整个中国乡土文学。在这里，我们不必就乡土是否等同于乡村去仔细的纠缠，我们姑且把乡土视同于乡村。
    进入新世纪，随着城镇化的进程逐渐加速，许多的乡村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即使是户口在农村的青年人，也因他们在城市里打工而成为新兴的城市人，不管身份能否被认同被接纳，事实上就是如此。当下，虽然有一些文艺作品已经涉及这类题材，但从总体上看，还没有所谓的像柳青写《创业史》那样的具有时代意义上的大作品。
    对于中国的城镇化，我们现在的评价还不能成为定论。它需要时间的沉淀。也许几十年，也许上百年。这就如同我们写红军长征，写抗日战争，写抗美援朝，比之苏联文学，我们还远没有达到人家的高度。对于“文革”，对于“文革”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学作品写的应该说够淋漓尽致的了。可对于改革开放的三十几年，我们还没有史诗性的作品，或许是时间离我们太近，太近的事物往往缺乏深刻的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我接到江苏高邮市散文家姚正安给我送来的书稿《回不去的过去》，在阅读时更加引起我的思索。姚正安是高邮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后通过考学考入扬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后进入市委机关工作，官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业余时间，他不断坚持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顾小说、报告文学和文艺随笔。在中国的市县级官员中，像姚正安这样的一边从政一边从文的人很多，但能做到知足常乐、游刃有余的并不是很多。相反，有很多人常在二者间徘徊悱恻。
    与姚正安相识十多年，他的散文集、报告文学出了好几本，他也有多篇散文发表在我主编的报纸副刊上。我对姚正安的散文印象是文笔娴熟，语言朴素，感情真挚，题材以自身的经历和身边的见闻为主，其文章写得圆熟，中规中矩，与他的经历、身份十分的吻合。二○一四年五月，他的散文在获得第六届冰心散文奖后，我们曾经长谈过。我的建议是，在他退休后，可以多到各地走走，把写作的视野再开阔些，思想再解放些，这样或许能使他的散文创作有大的变化，也可称作质的飞跃吧。
    我这样说，并不排除其对熟悉的生活的写作。我过去曾说，文学的魅力在于去发现，发现生活中有色彩的东西，这色彩当然是文学的，是关于生命的，关于哲学的，关于美学的。我们生活在信息社会里，每天要面对各种不同的信息，我们写作者同普通人比较起来，不在于你知道信息的多少，而在于你在各种信息中去提炼出我们要表达的东西。我们不仅是生活的记录者，我们更是生活的发现者、思考者和引领者。
    从《回不去的过去》诸多篇什中，我明显地感到，姚正安的创作视野正在开拓，其对生活的思考也在深入，我想，这大概是他对生活的不断发现再发现的结果吧。回到开头我说的话，像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在我们的创作上难免会不断地记忆过去、回味过去，可不管怎样抒写，我们终究是回不到过去了。正如姚正安出于好心给他年迈的父母买煤气罐，可老人还是愿意用柴锅做饭。现代化的紧张生活，或许倒容易让我们想放下脚步去回忆过去，不论苦涩还是甜蜜，你都不能复制。我们需要的是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只有用现代意识去发现审视我们过去的生活，我们的创作才会有新意，才会为读者喜爱和接受。那种死抱着过去，重复记录生活的作品，必然被社会所淘汰。因此，我要对姚正安说，也对我自己说，我们必须学会发现，只有反复的发现，你才会真正写出读者所期待的作品。在此，我愿与姚正安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