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大师系列16  陶行知教育名言写在许多学校的文化墙上 每周一，我的语文课被安排在上午第一节。刚拿到课表时，我还挺高兴，一周的第一节课，学生的学习状态应该是最好的吧。可是，经历了几次周一后，我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每周一的第一节课，学生的状态都不好，看上去很疲倦。某次，我终于忍不住了：“双休日没休息好？怎么看上去都是萎靡不振的样子？” “在补课……” “我一天要补六节课……”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着。 这些孩子才三年级。为了让孩子将来考进一所好中学，家长只能这样做。家长当然知道孩子辛苦——“可是不补课怎么行？别人都在补习，学得更多，学得更难，你不补，就考不过别人。” 如果用同情之理解去想这个问题，倒也可以想得通——初中有中考压力，需要招收一点好生源。如何才能甄别出好生源呢？目前只有用普通小学生没学过的，用小学里不教的知识来选拔。在家长眼中，对中考成绩有追求的学校当然是好学校，孩子进了这样的学校才能用功念书。念好了书，将来才能更好地应对高考。于是，从小学到中学，以“考”为本，好像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关于考试，陶行知先生在《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中写道：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成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就不必教，甚至于必不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家事不教了，农艺不教了，工艺不教了，科学的实验不做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 几十年前，陶先生用“杀人”两字形容考试，可以想象他对这种异化的教育是多么痛恨。可是这种景象，现在依然普遍存在。为了应付考试，三年的教学内容用两年教完，最后一年反复刷题。这种不正常的做法，在很多人眼中是天经地义的。后人还聪明地发明了各种监控成绩的方法，比如，在一些中学里，每当期中、期末考试结束后，每个学生就会收到一张“工资单”。上面不仅有考生的单科成绩和总分，还有班级平均分、年级平均分、考生在班级中的排名和年级中的排名。有的老师做得更“到位”，会将每个学生的每一次成绩绘制成一张趋势图，起起落落、涨涨跌跌，一目了然。借用陶先生的话，这“自然不过”的景象将“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 问题就在眼前，两手一摊，抱怨几声绝不是解决之道。从大处说，政府能不能加大财政投入，多建些学校，提高教师工资，多吸引一些优秀人才来做教师。如果这些都做不到，那么从小处说，有关部门能不能认真研究教育教学评价方式，别把中考、高考成绩当作评价学校和教师工作的核心标准。能否给予地方、学校一些办学管理的自主权，给予他们一些时间空间，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和支持，让大家积极探索，找到一些新路。如果这些也都做不到，那么从更小处说，能不能杜绝小升初的选拔考试，真正实现就近入学。指导学校按照课程标准和学生学习规律，正常教学。再退一步，即便要进行小升初的选拔考试，能不能动动脑筋，换换方式，别再用奥数之类的难题来折磨大部分学生。 考试当然是教学中不能缺少的环节，可学校教育不能只做考试一件事。陶先生说他反对“过分的考试制度的存在”。1939年，陶行知先生开办了一所收容难童的学校——育才学校。他确定了23种学生必须具备的能力，其中初级能力有16种—— 会当书记：包括写小楷、管卷宗、写社交信、做会议记录等，在国语课和社交活动等集体活动中学习。 会说国语：包括会话、讲解、演说等。在国语课、演说会、讨论会、早会、晚会、一切集会与人接谈时，随时留心细听，学习善国语的先生同学的发音、语调。如需要时，可请善国语者进行集体指导，或个别指导。 会参加开会：包括发言、提议、选举、做主席等，在公民课或社会课及一切集会中学习。 会应对进退：包括招待宾客——谈话，引导参观，招待茶饭——送信接洽事情等。在平时须留心学校情形，熟悉学校行政组织大概，当会宾客时，才能应对合度，彬彬有礼。在任招待前有准备，在别人应对进退时可以观摩，在自己实践时，必须在谨慎其事中学习。 会做小先生：包括帮助工友、同学以及学校附近农友等。在“文化为公”“知识为公”“即知即传”的号召下，自动地以一技一艺之长去帮助人在长进中学习。 会管账目：包括个人账目、集体账目、会记账、会报账、会管现金出纳等。抱着有账即记，公私分明的原则，在记载个人日用账目及集体账目中学习。 会管图书：包括编目，晒书，修补，陈列，借书等。在每个人自己桌屉中的图书，必须日常整理，不得散乱。在各小组的图书架上，在图书库里观摩和工作中学习。 会查字典：包括中文字典和外文字典等。在小学四年级以上，在国语课、外语课，课前准备工作中学习。 会烧饭菜：包括小锅饭、小锅面、小锅菜十味以上，并会做泡菜、咸菜、糖果、果子酱、腊肉等。在聚餐、野餐、助厨时学习。 会洗补衣服：包括洗衣补衣等，12岁以上必须学会洗补衣服、晒晾、折浆。规定每星期洗衣一次，衣服破了即须缝补，会者教不会者；不会者必须跟会者学。 会种园：包括种菜、种花、种树等。规定小学生每人至少种菜半分；中学生至少种一分。在生产活动中学习。 会布置：包括装饰、陈列、粉刷、洒扫等。在美术课、手工课，参加布置生活室、会客室、课室、寝室、会场中学习。 会修理：包括简单木工、竹工、泥水工、油漆工工具等。在修理中学习。 会游泳：包括仰游俯游等。在夏令必须参加游泳学习，在平时可定期去温泉学习。 会急救：包括医治小毛病、救溺、救触电、救中煤毒等。请卫生室及校外医工指导，在分配卫生工作及旅行、急救中学习。 会唱歌：包括独唱、合唱等，在唱歌课、参加合唱团中学习。 每种能力具体是什么，如何训练，陶行知先生都言简意赅地写出来了。这不就是学校的课程吗？这才是学校最应该做的。学生学习了这样的课程，走出校门，便能自立。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年育才学校培养出了许多人才。反观现在的课程设置，学生初中毕业后，能掌握上述能力吗？恐怕不行，可再仔细看看，除了种菜、补衣服、修理，其他哪一种能力不是当前所必需的呢？ 一个人在生活中需要的基本能力，就是学校里要教的内容，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人才能有人的模样，这样的能力应该如何传授呢？ 陶行知先生讲过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回，我买了一只表送我的母亲，这表忽然坏了，便送到修钟表匠那里去修理。修表的人说：“要一元六角修理费。”我说：“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在拆开的时候，我要带领我的小孩子来看你拆。”他于是答应了。修钟表匠约定在明天下午一时，到了那个时候，我带领了四五个人同去，看他修理，看他装。完结的时候，我向修钟表匠说，你们的工具和药水是到什么地方去买的？他以为我们也去开什么修理钟表店，未免抢了他的生意经，所以秘而不宣，随随便便回答我们说是外国来的。我想物件当然是外国来，但是中国店家，当然也有卖处。上海的钟表店，最大的有“亨达利”。我且到亨达利去问声，究竟有否出卖。谁知亨达利的楼上，多是卖修钟表器械和药水的场所，我便买了几样回来。当晚就到小押当里面去买到了一只表，花钱七角。拿回动手开拆，拆时不费多久，一下便拆开了，但是装可装不上去。直到晚上12点钟，方才成功。于是大家欢天喜地，不亦乐乎。第二、第三天，大家学着做修表拆表的工作，学不多时，好而且快。有一位董先生，他是擅长绘画的，于是叫他拆一部画一部，经此一番工作，而装钟拆钟，全部告成。 这就是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先生在《教学做合一》中写道： 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 没有玄虚的概念，把要做什么，怎么做讲得清清楚楚，这是真教育。教师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做给学生看。学生学着做，在做中学，这是基本的常识。读这样的文章，真惭愧。作为一线教师，我真教了吗？学生实学了吗？如果做得还不好，该怎样改进呢？我想，还是得用陶先生的法子：解放小孩子的头脑，让其学会独立思考。解放小孩子的双手，让其有足够的机会自主动手实践。解放小孩子的嘴，让其自由地表达想法。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其接触自然接触社会，增长见识。解放小孩子的时间，不要把他们的日程安排得太紧。时代走得太急，但基础教育不能急功近利。 今年是陶行知先生去世70周年，重新打开《陶行知教育名篇》，读着那些朴实的大白话，近100年前的文字，非但不过时，还有现实意义。比如《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的一段：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 读到这里，我一下子就想起前段时间读到的关于留守儿童的新闻报道。如果陶先生还在，面对6000多万名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他能想出解决方法吗？（作者朱煜，系上海市浦东新区建平实验小学语文教师） 《中国教育报》2016年11月21日第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