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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现任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兼任《文学遗产》、《文献》等10余家学术期刊学术顾问；他著述等身，誉满天下，但仍笔耕不辍。对待“古籍”，他执着追求执着爱，他就是傅璇琮。 他少时家境并不阔绰。上初中时，他用给《开明少年》撰文得到的稿酬，购买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等书来读。1951年，他进入清华大学，次年因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这个时期，他受知于浦江清、王瑶、游国恩、林庚等古代文学名家。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受到名师的感染与熏陶，信心百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书籍之中。 大学毕业，他以才名获得北京大学的认可，留校为浦江清先生助教。在浦先生身边，他的古籍兴趣日渐浓厚，对学术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1958年，他因事调入出版界。在新的工作环境中，他“潜心于书斋，超然于兢途”。有时，为了充分利用时间，他舍弃午餐，潜心于图书馆的“古籍”纸堆里，用馒头开水充饥。读书、编撰、整理古籍，他“忘却营营”，乐在其中。 令他猝不及防的是，这样的“乐”，很快破灭了。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干校，白天劳动改造，晚上思想教育。冬寒夏热，忍饥挨饿。艰苦与劳累，很多人生活绝望，而他，有书就有乐趣。没有灯，他借助手电光亮读。蚊虫叮咬，他用被子遮着读。就这样，他从《诗经》读到清人文集，从《史记》读到晚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等日记杂著，从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读到丹纳的《艺术哲学》。阅读日益广博，学识日益深远，古籍研究也随之渐有成就。他开始参加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为《全唐诗》、《史通》等撰写出版说明，撰写《高明的卒年》等，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钱钟书先生曾将自己的力作《管锥篇》赠给他，并在扉页上题曰“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精思劬学”是“因”，“发千古之覆”是“果”。思考有了结果，他往往会兴奋不已。有时，吃饭中间，他想起问题，甚至放下碗筷就进了书房。深思熟虑，他的见解自然高屋建瓴。1978年，他撰就《唐代诗人丛考》，他尝试着研究“小家”与“大家”的关系，以群体研究来理清唐代文学发展脉络。在他的影响下，大陆古代文学研究掀起了“丛考”热。 对他来说，这种“导夫先路”绝非昙花一现。他撰写《李德裕年谱》，曲达旁通，由谱主可以略窥大半个中唐文化。他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从文化史角度研究文学，打开了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又一扇窗口：大陆、港、台学者中竟然有数十种研究，不仅内容、方法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就连题目结构也有惊人的近似之处。他的《唐翰林学士传论》，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尝试性为翰林学士立传，为中国文化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更令人赞叹的是，他在古籍研究领域有大局观。当今学术界，几无比肩者。1980年以后，编成《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等力作，他便开始思考中国古籍乃“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这一宏观性问题。30年间，他曾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国文学大辞典》、《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宋登科记考》、《宋才子传笺证》，又组织、策划整理《全宋诗》、《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等，这些工作视野宏阔，意义深远。因为工程浩大，他所发挥的，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超越个体的巨大作用。他以身作则，知人善任，是一个奇迹般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他不以才高而轻人，不以大家而自傲，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亲切地称学生“同志”。师从他学习的弟子，从未见他愠怒。发现新材料，他一定会转赠给学生。工作繁忙，他没有忘记学生，即使出差在外，他也要给学生留下联系方式。他用爱激励学生，用爱给他们力量。 他关爱学术新人，大陆内外有口皆碑。正是如此，他也受到很多学者的敬重。他，常常自慰自勉“力求好学深思，挚于知音”。自1981年以来，仅他应邀为学界友人作序即近百篇，在当今学坛实属罕见。他，习惯用书信和学者交流，很多获赠他书信的学者，如获至宝。 读书人爱书，为了使更多人能读到书，他将自己的书赠给天一阁、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借用他喜欢的《文心雕龙》中的一句话，那就是“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卢燕新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傅璇琮，生于1933年，祖籍浙江。古籍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中国唐代文学会会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