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影印宣纸版，译林出版社 2012年2月出版 笔落惊风雨 ——评《红楼梦新证》之重版 张爱玲曾说《红楼梦》是一个大坑。确实如此，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掉进去后沦亡的人很多，掉进去后马上爬出来的人也很多。但是掉进去既不沦亡也不爬出来，而是如鱼戏水中乐此不彼的人实在很少，而在这个“大坑”中能够做到独立苍茫，气象葳蕤的，周汝昌先生当属第一人。 在我沉迷“红学”的岁月里，在看《新证》之前，我已经看了许许多多的红学文章，绝大多数学者及文章都如白云飘过，只有周先生的《新证》给我的震撼与惊喜回肠荡气至今。就像小时候听说中国有许许多多的河，心里边一团乱麻的没有头绪，有一天在地图上发现用长江黄河就能穿起来中国大部分江河一样，油然生出一种百川归海九九归一的豁然爽朗的感觉。 一部一诞生就轰动海内外的学术书，一部奠定了一位大家一生学术“理路”的著作，必然有其独立的品象。读完《新证》，令我印象深刻的东西很多，有隽思深悟，有人情泪雨，有浩如烟海的史料钩沉，有力排众议的立论胆识，有高屋建瓴的框架结构，也有笔墨舒卷的文采风流……这是一本得了《红楼梦》玲珑奥妙精髓的书。它给我完全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依附于《红楼梦》，但完全不止于《红楼梦》的世界，一个闳中肆外、意趣十足的世界。 特别是书中对一些繁芜丛杂的史料的运用，剪裁取舍，汪洋捭阖，信手拈来，无不奥妙无穷。比如在1953棠棣出版社版《新证》的277、284 页，周先生把曹寅的《续琵琶记三十五出》中的牌调一字不落的抄录，既让行文饱满，又让人大开眼界。 《新证》一书分引论、人物考、籍贯出身、地点问题、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史料编年、新索隐、脂砚斋和附录等部分。全书的重头篇幅史事稽年，从曹雪芹的祖宗三代，一直稽到雪芹出世归天，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似可视作曹寅年谱，剩下部分，才与雪芹挂钩，旨在稽明雪芹生卒年。在《新证》之前，还没有谁敢花大气力对一个历史上并不十分明确的人物曹雪芹及其家世进行过如此详细的考证工作。无论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对曹雪芹及其家世勾勒出的轮廓，还是俞平伯对曹雪芹及其家世作过的一些考证工作，无论是用力上，还是深度上，都无法与周先生相比拟。 周先生曾将该书的性质界定为一本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从新红学诞生的前几十年时间里，虽然不断的发现一些新的文献资料，但最终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的是周汝昌先生。不仅如此，周先生大胆拓展了之后的新红学的主要观点，对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曹雪芹籍贯、家世、生卒年、红楼梦地点、脂砚斋何人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新证》基本上廓清了此后红学的“理路”：曹学、版本与脂批研究、探佚学、文本分析四个分支，正式为红学立名，建构了完善的红学系统，之后的红学研究一直沿袭这个框架。 《红楼梦》与周汝昌先生可谓珠联璧合。从1947年12月5日周先生在天津《民国日报》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曹雪芹卒年之新推定》算起，至今学术生涯已近六十五年。而诞生于1953的《红楼梦新证》至今也近六十年了。 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里，周老以绝大部分时间、精力致力于“红学”，在悲喜轮转的岁月交替之中，周老纵然著作等身，纵然一直都有“笔落惊风雨”的骨力，始终没有跳脱《新证》的“理路”。因此，有人概括周老六十年红学研究的时候，说周老六十年间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出版、修订、再修订《红楼梦新证》，前前后后近五十年。再一个就是出版了他一生校点的一部所谓“真本”《红楼梦》。周老一生用力最勤的红学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件事情进行的，而其他著作考证，大都是从《新证》中或抽引派生、或阐发扩充、或增饰铺张。学术界对周汝昌最突出的贡献，基本形成的共识是新红学考证派集大成者。 六十年了，周汝昌先生也已经95周岁，为了给周老做祝寿的礼物，译林出版社特意以1953年棠棣版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为蓝本，重新影印出版。此次影印出版，除了开篇加了一篇周老在2008年2月写的关于影印本发行的感受，内容未作任何修改，完全保持了原貌，可谓原汁原味；由于主要用于为周老祝寿，此次只印行了500套，全部编号，而且有周先生年轻时的自画像做藏书票。全套书共五册，线装书皮，古色古香，书内纸张为宣纸。由文化名人文怀沙先生任责编。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对于爱好《红楼梦》，喜欢周老，喜欢红学，喜欢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说，尤其是热爱收藏的朋友来说实在是一次难逢的机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