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用主义至上的时代，指陈人们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并警醒世人，已成为绝大多数有责任感、有担当意识的作家们的自觉追求。他们所创作的优秀作品，可能产生不了立竿见影的行动，却能唤醒和恢复人们美好的心性，并在每一位读者心中重建信念。青年作家东紫的中篇小说《白猫》正是这样的作品。
《白猫》并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我”是一位人到中年的大学教师，与拥有医学博士身份的妻子离婚后，便与8岁的儿子音信阻隔；当再次与考上大学的儿子见面时，父子间的情感已经荡然无存。在小心翼翼地尝试修复父子关系未果的情况下，“我”于忧伤中转向了精心照料和“抚养”儿子所救助的白猫，由此，“我”也观察和体验到了猫的“情感世界”。比如白猫对黄猫的执着，黑猫对人类的回护等。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爱屋及乌”的老故事，“我”对猫的容忍、照顾与不舍是对父子亲情的渴望与投射，呈现了一个中年男人在面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等方面的细碎柔软的忧伤，这也正是这本小说可能刺痛我们的地方。
但其实，《白猫》是一个充满隐喻色彩的文本。作者在文本中建立了两种情感空间，一是人类的情感世界，二是以猫为代表的动物的情感世界。两个世界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成为维系各自空间的基本力量。作者用“我”对儿子的亲情思念将两个世界连缀起来，把冷漠、隔阂的人类情感置于热烈、执着的动物情感上炙烤，从而叩问人类所谓的关爱和温情。首先，从父子关系出发，当我们不能意识到或者不能唤起亲情的需求与渴望时，我们对动物的怜悯和同情到底能走多远？又有多少是真诚的？其次，从动物间的依恋与担当出发，反观人类自身，人与人之间没有功利的情爱是否真的存在？人类的友情能否经得起世俗的考验？这些拷问是沉重的，尤其处在当下，当我们还沉浸在对小品“扶不扶”的讨论中时，这些拷问尤其尖锐。
在《白猫》中，作者还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由“我”、前妻和儿子三人构成的另一种更为深刻的隐喻关系。“我”是一名大学教授，塑造灵魂、引领精神，是修人心性，但未能唤得儿子的亲情回归；前妻是一位医学博士，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修人性命，却阻断了儿子与“我”的亲情联系。由于这种心性修为与性命修为的不平衡，导致了儿子在处理亲情感、同情心等方面的“畸形”状态。这是一个有关现实社会境况的隐喻设置，为我们提出一个重大的伦理命题，深刻地揭示了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类所面临的情感困境。
东紫是一位质朴的写作者，善于用饱满的情绪和热烈的情态，去挖掘和呈现生活的感动、宽容和温暖，叩问事关底线的规矩方圆。《春茶》如此，《天涯近》《穿堂风》《显微镜》等也是如此，而在《白猫》当中，已经比“如此”更近一步了。（周景雷）
《白猫》：东紫著；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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