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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历时一年多，于2013年8月18日公布。对于古籍出版工作者来说，值得书写。 中国现存数十万种传统典籍，不但是中国历史文明的记录，更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此次“推荐书目”，既是一次新中国古籍整理与出版成就的展示，又是成功经验的总结，更是一种倡导，一种要求。“推荐活动”的引领性意义，远远超出一个门类优秀书目的意义。它再一次让出版工作者，对精神产品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所肩负的文化责任、文化担当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从入选“优秀书目”的出版单位看，出版社品牌的确立，都是建立在一部部精品力作的基础之上。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出版的基本前提。众所周知，由于古籍整理难度大，出版周期长，故而非急功近利者所能为，更非无文化使命者所能为。据统计，91部书目中，仅出版周期超过10年的，就有20余部，特别如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等9部图书，出版时间的跨度达30年以上，最长的近50年。这其中，有些图书是凝聚了几代整理者与出版者的辛劳。可以说，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是信念、理想、追求者的事业，是需要长期付出心血的事业。 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是优秀古籍出版物的生命。长期以来，不少人有这么一个偏见，即古籍整理没有原创性，任何人都能从事这项工作。91部推荐书目，从不同角度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优秀古籍整理作品，不但具有原创意义，更具有严格的学术规范。例如，陈尚君先生《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对历史上辑逸史书的增、删、辨、辑、订等，无不是古籍整理中学术创新很好的例证。又如中华书局《陶渊明集笺注》，精定底本、校本，笺注言之有据，附录学术含量高，无不体现古籍整理的学术规范。再如古籍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是将藏于日本的残本《文选集注》与新征辑散逸各处的“残本资料”汇辑而成，不但学术信息完备，而且对古籍影印有学术示范性作用。 出版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是广大读者的需要，也是市场的需要。图书的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坚持古籍整理图书的精品生产，不但会得到各级政府的资金支持，更会得到市场和读者认可。从“推荐书目”看，大多数图书都有很好的市场表现，有些图书几十年中不断重印，使出版单位不但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品牌形象，还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数字化的古籍文献，在学术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多地被广泛运用。作为古籍出版工作者，应该认识到古籍数字化的未来方向，实事求是，既不盲目跟风，又坚持追求切实可行、有实践性、高学术水准的古籍数字化实践。（姜小青） (责任编辑：admin) |